广师大何薇：另一种“在场” | 跨界融合

何薇，香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专任教师、硕士生导师、双师型导师，多年获“教学课堂质量优秀教师”称号，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及广州南沙区事业机关单位宣传主管，曾多次获“南都年度新闻奖”金奖、银奖、铜奖。

从学新闻，到做新闻，再到教新闻，回望何薇十四年的职业历程，身份在变，场域在变，但对新闻的初心始终未变。

她曾驻守南方都市报的香港记者站，记录“限奶令”下的民生百态；也曾化身“孕妇”，潜入灰色产业链条展开调查；她走进机关单位，从“甲方”转为“乙方”；而后回归高校，致力于连接课堂理论与行业实践，尝试为未来的新闻人搭建一座桥梁。

在一次次跨界探索中，她将新闻现场的洞察、官方叙事的严谨与理论思考的深度相融合。每一次转身，不是告别，而是为“新闻”这两个字，添上一层新的理解。

也许你是初入行业的新闻新人，正为理想与现实而困惑；也许你是面临转型的从业者，思索如何整合经验、开启新程。何薇的故事，不仅关乎跨界的选择与坚持，也关乎如何在变化中守住初心、在探索中积蓄力量——她的经历，既展现了媒体人发展的多元可能，也为在相似道路上探索的人，提供一份值得参考的样本。

“找工作其实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何薇回忆，“每一场笔试、每一次面试，都在帮你辨别，哪一类工作真正契合自己。”

2011年的夏天，何薇站上人生的岔路口。公关、外企、事业单位……不同的offer摆在面前，像通往不同未来的车票，指向可能截然不同路径的远方。

在那个传统媒体的鼎盛时代，“南方系”三个字，对一个本硕六年浸润在新闻传播中的年轻人来说，有难以抗拒的引力。自认性格“比较i（内向）”、喜欢写作的她听从内心的偏好，成为《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的记者，安放自己的好奇心。

作为一名香港人，她被分配至深圳新闻部，负责报社的招牌版面——港澳新闻。位于香港佐敦山林道的记者站，是她和同事们奋斗的工作场所，也是她们在香港的临时住处。

在这里，记者们轮流驻站，朝夕相处。工作时配合默契，下班后寻味街头——驻站的生活，让何薇真正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好奇心也在街角巷陌间生根发芽。

后来，这份好奇心将她带到了时代的漩涡中心。

2013年3月，负责港澳新闻线的她，亲历了“限奶令”这场席卷内地与香港的风暴。内地父母对奶粉安全的焦虑，与香港父母“孩子断粮”的忧惧，沿着一道海关，划出了深深的认知鸿沟。

何薇和同事们很快意识到，这不仅是关于奶粉的争执，更是两种生活逻辑、两种社会情绪的碰撞——两地分开太久，需要更多的相互看见与理解。

“南都建立港澳新闻版面的初衷，就是成为两地沟通的桥梁。”众声喧哗中，她们试图做一件艰难的事：不是简单地选边站，而是在裂痕之上搭一座桥。

她们将笔触探向街头市民的日常。“限奶令”实施后的第五天，她们倾听被判处罚款的内地人的心声，记录下因奶粉短缺而不得不改喝豆浆的香港婴儿。

下一步，如何叩响政策制定者的心门？采访时任香港食卫局局长高永文成为关键一役。几番沟通，数度致函，在舆论风口浪尖上，何薇和同事们打开了那扇门。

办公室里，承受着来自两地不同压力的高永文局长，向南都记者们坦诚着港府的考量与难处，他希望能通过南都看到内地市民的反馈，也渴望借助这次机会让更多内地同胞们理解整个政策背后的运作。

正是在那个瞬间，何薇清晰地感受到记者的价值：“记者媒体是时代的神经枢纽，是社会的压舱石。小到个人，大到政府，任何时代都需要这座沟通桥梁。它既是多元声音的放大器，更是时代的记录者。”

香港食卫局长首度就限奶令接受内地媒体专访

何薇也曾潜入暗处，成为深潜于水面之下的观察者。

为揭露内地孕妇赴港鉴定胎儿性别的灰色产业链，何薇和同事乔装潜伏。她扮演孕妇，同事扮演丈夫，两人对好“口供”，甚至细致到研究孕妇的肢体语言、生活习惯和过境安检的注意事项，只为潜入这条隐秘的链条，进行完整真实的记录与取证。

她也将这段“无间道”经历纳入课堂教学，她认为记者的暗访和调查新闻真相所需的思维和能力与法学中刑侦侦查在方法论和底层逻辑上高度相似，都需要缜密的策划、严谨的执行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内地孕妇赴港鉴定胎儿性别

若问在南都的岁月在何薇身上留下了什么，她的答案不是具体的技能，而是一种受益终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都充满复杂性”，她说，“当你习惯这种复杂，对人对事的理解，就不再单一扁平、非黑即白。”

从庙堂之上，到人潮之间，她深刻理解了人的多样性与世界的多面性。她尤其享受人物专访，“在两三个小时内，你就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一生，看到对方人生里的亮点，有幸汲取其思想上的精华。”

“问我初衷，铿锵的答，不吞吐。”在香港佐敦山林道奔走、用脚步丈量新闻的岁月，让她对《山林道》这首歌怀有特殊的情感。这句歌词，恰如她对新闻最坚定的初心。

2014年，已经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三年的何薇决定辞职，进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担任教职。

这段经历，让她喜欢上了“教师”这个职业：南都的记者生涯中，她常常不得不戴着显微镜聚焦微观的热点事件以及个体的新闻人物；在云师大商学院的课堂间，她将之前的所见所闻系统梳理和整合，更宏观的视野就此展开。

一个大胆的计划也随之浮现：或许可以在职读博，一边“做老师”，一边“当学生”。

“人生能有几年是可以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的？”当何薇申请上北大的博士，博士生导师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她的心湖，漾开涟漪——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或许再难拥有一段纯粹求知的时光。

何薇决定付诸勇气，辞去工作，全职读博。

她认为，做新闻和做学术之间拥有共通的核心思维和认知方法——对现象深刻洞察。实践和研究并非两堵对立的高墙，构成两者的砖瓦是相似的，都是从认识问题出发，通过真实的调研调查，完整的逻辑推导，最终形成一篇有逻辑、有说服力的文章。

做记者的经历为她的博士生涯带来了切实的帮助。想写好一个文献综述就好比做好一份采访提纲，都需要前期大量资料搜集、思考复盘、阅读梳理……她发现，自己的学术能力已然在记者生涯里得到积淀。

做记者的经历也锤炼了她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采访对象拒绝接受采访、现场情况脱离预设……采访过程中常常有突发情况，何薇在记者行业中积累了许多诸如此类的经验，也让她习得了相应的解决能力，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突发情况。

2020年突发疫情，何薇的论文资料留在了北京，而学校已经进入封控状态。面对这一困境，她并未焦虑或慌乱，而是迅速寻找替代路径：一方面，她委托在校的老师和学弟学妹转述资料内容；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其他渠道，重新梳理材料、推进研究。那些在媒体行业所习得的应对能力，被她自然而然地延续到学术生涯中，悄然托举着她的转身。

在北大新年联欢晚会上结束表演的何薇

2020 年上半年，何薇正在北大撰写博士论文。

那是她论文写作最紧张的阶段，即便如此，她还是多次往返北京和广州，参加南沙区机关事业单位的面试选拔。

回顾那段经历，何薇坦言自己当时全无事业单位相关的工作经验，因此格外感恩当时的领导和同事的肯定与鼓励，这给予了她莫大的信心与勇气。讲起坚持参与面试选拔的原因，她也不讳言现实的求职压力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确实不想放弃这个非常难得和优质的岗位机会。”

最终她成为了广州南沙区一家事业机关单位的宣传主管，也成为第一批在广东省入职的港澳公职人员。

入职后，何薇主要负责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矩阵运营工作在内的相关工作，还需要和政府部门、媒体的对接。“部门有重大新闻要发布，新闻发布会的统筹管理，给媒体准备资料、撰写新闻通稿，都是我的工作。”

过往的职业经验在这份工作里派上了大用场。

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告诉何薇，需要讲什么故事；而在媒体就职的经历让何薇明白，什么样的故事值得讲，如何才能讲好故事。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把新闻采访比作一个双方参与才能完成的项目，媒体在部分的采写宣传合作中可能更‘乙方’，而采访对象则更多的时候更像是‘甲方’。”

之前的经历，让何薇作为“乙方”的媒体非常熟悉，而对“甲方”的好奇则催生了这份职业选择。“我想尝试锻炼一下，站在一个新闻主体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审视新闻，拓宽与媒体不同的新闻评判和选取视角。”

在她看来，将两个视角相结合，才能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站在采访对象的“甲方”视角，她开始更加切身体会到曾经采访对象的处境：原来有的人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不敢说、不应说、不可说；还有人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怎么说。

又因为来自媒体的“乙方”经验，何薇知道，新媒体时代本质是一个注意力分配的“游戏”，想吸引更多媒体、更多受众的关注，做选题和角度时就要更有故事性、活人感和公众价值。因此，在工作中她更易捕捉到日常部门工作中不易察觉的亮点和视角，也能凭借媒体人的新闻嗅觉敏锐地嗅到其中的新闻价值。“如果没有之前的媒体经历，我可能不会想到这些。”

在体验过“甲方”和“乙方”的双重视角后，何薇对整个行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说媒体工作者的认知是一块地图，之前的记者经历让何薇探索了地图的一半，南沙的工作则是帮助她将“这一块的版图加了上去”。

“多一份对采访对象的理解，不只是感性的共情，还能有理性层面的懂得。”在全新的岗位上主动探索，将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相连接。好奇心，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成为何薇不断描绘未知疆域的内在动力。

2021年，何薇再次做出职业选择，来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专职教师。

何薇清楚地知晓新闻一线的运作细则，而曾经在云师大执教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课堂教材与新闻实践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道鸿沟。

如何让未来的新闻人能更平滑地从学校过渡到职场？这也是何薇回到学校教书的原因之一。她的课堂，因此成为了一道连接的桥梁。

何薇更希望以务实的方法去传授知识：“仅仅是讲解，同学们对一个新闻场景究竟该怎么观察、怎么写还是比较难以感知。”

何薇的课堂也不局限于教室内。教完理论后，她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到学校里的任意地点进行“校园写生”，独立完成新闻场景的特写。

有人写保洁阿姨，有人写食堂阿叔，有人写自习的学生们……课堂不再是纸上谈兵、泛泛而谈，而是真切地落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实践当中。“如何做新闻”在理论与实操的并行中，变得清晰而深刻。

她不会一板一眼地讲解概念，而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根据业界发展和学生特点去调整自己的课程。她从自己在媒体和南沙的任职经历出发，认为目前所用的教材中只教学生如何写采访提纲是远不够的，面对正式的对公采访时，采访邀约需要以更加正式的采访函呈现。她会从教材中的采访提纲为出发点，结合自身经验去教学生们如何写好一封正式的采访函。

同学们眼中，何薇老师是“轻盈且丰盈的”。

她的舞步轻盈，瞄准了一个目标，便会踮起脚尖、准备腾空，随后翩翩起舞；她的内心丰盈，总能洞察人与事背后更复杂多元的一面，为学生带来无数启迪。

当问及何薇所从事的教师行业与之前有何不同时，她说：“做老师也需要具有甲乙双方的视角。”

何薇珍视着学生与她分享的每一件事，坚持给学生们正向反馈。无论是学生取得进步时她第一时间发来的由衷喝彩，还是情绪低落时她及时送上的坚定支持……都被用心地记住。何薇于她们而言不再是老师，更像一位知心姐姐，亦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如今，何薇用“初心、暖心、开心”概括自己的教学生涯——

学生送来的小糖果、跨年级学生前来旁听的身影……都成为她心中弥足珍贵的片段。当教育的回响穿过时间抵达眼前，那份使命初心带来的价值感与丝丝暖意，已不言自明。

从学新闻，到做新闻，再到教新闻。两次转换赛道，今天的何薇坚定地站在热爱的讲台上。

她用曾经的好奇和今天的热爱，让知识越过校园的围墙，让经验滋润新生的幼苗。那道横亘在学界与业界之间的鸿沟，在无声处被一点点填平。

何薇认真回应着学生与其分享的故事

Q:很多人将您从事新闻行业的那个时期称为“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您认为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A:我觉得，人不会认为所身处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这就和“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知”是一样的逻辑。

回过头看，新闻媒体的生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且健康的媒介生态变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底色，我们要在相应时代背景下做好这个时代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以前，反之亦然。

具体到当下，从事调查报道的挑战无疑比过去要难。记者亲临现场变得困难，发布后还需考虑流量问题等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时光的流转中，新闻的内核与其职业要求，也确实在发生着某种转变。

Q:如今媒体环境更加艰难，很多有新闻理想的学生动摇，对这个职业产生迷茫。您作为有过丰富媒体经验的老师，会建议这些学生未来从事媒体行业吗？

A：在当今就业形势下，我建议与否都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大家能找到一份自己真心愿意从事的工作已属不易。但如果反过头来说，对于正在面临专业选择的高中生，倘若他们对新闻传播感兴趣，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鼓励和考虑的方向。媒体行业将始终存在，并历久弥新；它永远不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其载体与形态。因此，只要心怀热忱，就值得投身其中。做新闻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理想主义”的。

不过，“有兴趣的专业”和“好就业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兴趣未必能和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完全吻合，这也恰恰是当下许多求职者面临的普遍困境。

Q:对于想要从事媒体行业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A:如果说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的目标，那我觉得媒体的实习经验是很重要的，在不同领域的媒体形态中实习，会对找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有位学生，她从大一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自己毕业后要去媒体工作，从大二开始，我就一直鼓励她尝试不同媒体的实习。

对于想要从事媒体行业的同学，我认为是媒体的实习和工作其实是分“三大板块”和路径的：首先是去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建立起对内容规范和专业标准的认知；其次是尝试到新媒体互联网，学习用户思维、数据驱动和快速迭代的能力；最后去企业或初创公司，理解内容如何为商业目标服务，锻炼自己对产品和企业的运营逻辑能力。

记者节统筹 | 叶沛琪 黄柏涵 陈书扬

陈欣怡 潘奕忻 何芊曼

系列统筹 | 管佳颖 李思敏

作者 | 黄嘉慧 李 婧 汪 淦

编辑 | 叶佳鑫

值班编辑 | 骆锦锦

编委｜潘奕忻

运营统筹 | 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