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感言：感激您与孙子救命之恩，定当再访

日寇搜查　粮囤藏身

我从太行山来到鲁西平原，只觉得这里村庄稠密，人口众多，大平原一望无边，心情很不平静，又喜又忧。

喜的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抗战情绪异常高涨。忧的是我十几年来都是在山地与敌人作战，尤其是近两年在吕梁山、太行山区，在山高林密地区打仗已非常适应，今后在这一望无边的大平原上与日、伪、顽斗争，没有经验，心里没底。

往后怎么办？我在头脑里思索着。

我问何参谋长：“没有了青纱帐怎么办呢？”

“是啊，这是个问题，只有依靠老百姓，人民群众是座钢铁长城。”

我答：“对，千真万确。我带领学员经过济南平原，看到村与村、庄和庄到处都挖有网状的抗日道沟，互相连接。一是阻止了敌人坦克、汽车、骑兵横冲直撞；二是我们便于机动和反‘扫荡’，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和消灭了敌人。”

何参谋长说：“对，改造地形，这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已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研究过，准备今冬动员党政军民齐上阵，大打人民战争，突击挖抗日道沟，平毁围寨，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我又提出：“我还是到大祝潭村与杨勇旅长（独立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见见面。”

何参谋长说：“我明天让侦察股长莫玉培给你派两个骑兵护送你到杨旅长那里去。”

接着他又叮嘱：“曾主任，你刚到此地，人地两生，情况不熟，黑虎庙地区还有土匪横行，你们要注意。”

翌日，我在两名骑兵的护送下，从张博士集出发，摆渡过了清水河，向黑虎庙前进。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季节，本着快收快打快藏的原则，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只能见到放羊的、打柴的和在地里劳动的群众。

我只想早点见到杨旅长，没有心思来观赏金秋十月的鲁西风光。

天公不作美，不时刮起阵阵秋风，吹起的沙子不断地往眼睛里钻，漫天沙尘，严重地影响了我们行进的速度。

当我们进到黑虎庙附近的一个叫“那里”的村庄的枣树林时，我突然发现前面约百米的地方有日本鬼子的两辆汽车，鬼子兵掀起了汽车盖子，好像是在修理。

我急促地叫骑兵：“前面有鬼子，快往回转，往回转。”

可是由于我骑的马对我不熟悉，不听使唤，马头没有掉过来。前后骑兵的马也没能转过头来。

敌人发现了我们，并马上向我们开枪射击。两名骑兵都负了伤，我也从受惊的马背上摔了下来，头部碰伤流血，鲜血沾满了帽子。三匹马被枪声惊吓四处乱跑。两名负伤的骑兵快速藏了起来，我也赶紧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捡掉在地上的血帽子，赶快就近跑到一个老百姓家的院里。敌人在后面快速追来。

我一进老乡院子看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就说：“老人家，鬼子追我来了，我在你家里躲一躲。”

老大娘一看我是一位受伤的八路军，就非常惊慌地指着北房说：“快到北屋去！”

在这紧急时刻，我头脑仍非常清醒，手握着上了膛的马牌手枪，快速进到屋里，把门关上。

首先把脚印扫干净，然后，找可藏身的地方，看到屋里有一个大空粮食囤子和其他东西乱堆在一块，我急中生智，一下躲进了大粮食囤子后边贴墙处（这是我小个子的优越性）。

鬼子捡起带血的帽子，就到这户老百姓家要八路，只听到汉奸翻译官带着鬼子进到院子就叫唤：“老太太，八路藏到你家里来了，快交出来。”

老人说：“我没见到有人进来。”

鬼子抓住小男孩恐吓说：“八路藏到哪里，快说！”

我在北屋粮食囤子后面听到小男孩的哭声，非常担心，一旦小男孩说出来，或说走了嘴……

只听小男孩连声哭着喊叫奶奶：“我怕，我怕！”

老人家劝孙子：“不要哭，不要怕，我们没见到八路。”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有了底，这是一家热爱八路军、仇恨日本鬼子的好乡亲，也是敢于舍身救八路的好百姓。

这时，鬼子一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端着刺刀，一脚把北屋门踹开。

此时，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在这生死关头，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沉着，沉住气，紧紧握住小手枪，双眼圆睁，密切注意敌人动向。我的心里想着，如果鬼子真的进来搜查，那就首先开枪消灭他，跟他们同归于尽。

鬼子兵踹开门后，向里一看，房子低矮，黑洞洞没见到人，也不敢轻易到粮食囤子后面查看，就转身回到院子里，管老太太要火柴。

我一听鬼子要火柴，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心想坏了，鬼子要放火烧房子。这一回看来难逃厄运了。

鬼子要完火柴又说：“拿包烟过来。”

我听到这句话，才又平静下来。

一会儿又听汉奸翻译官说：“你家没有八路，还没有水吗？”

老人回答：“有，有一缸呢！”

只听到汉奸领着鬼子提着水走出了院子。

一会儿，就听到鬼子汽车的喇叭发出急促的叫声，又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鬼子可能产生错觉，疑是八路军侦察兵，担心情况不明，修好汽车急速离开此地为好。

老人快步进到北屋门口说：“鬼子走了，八路军同志你出来吧！”

我从粮食囤子后边钻出来，走到院里，一再感谢老大娘：“您和您的孙子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来看望你们。”

以后，老大娘知道她救的人是鲁西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后任二、八军分区司令员。

我也牢记救命之恩，在逢年过节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老人家，有时接老人家到分区司令部做客，并送给老人和孙子每人一套衣服。

时隔30多年之后，1975年冬，我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第二年（老人及她儿子都已去世），其儿媳妇来找我，说家庭困难，无钱住院医病，请求给予帮助，我派秘书袁夫康去看望并带着钱，又让有关部门给解决一台手扶拖拉机。

马头镇遭日寇伏击

1939年冬，鲁西党政军民派代表到太行山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汇报鲁西情况并请示工作。

鲁西地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主任段君毅、妇救会主任郭军和我等军地领导同志都骑着马前往总部，军区派了一个骑兵班（组织了临时骑兵队，由我负责骑兵队工作）护送。我们从鲁西戴庙地区出发，通过黄河故道在抗日根据地里浩浩荡荡地行军前往到达冀南军区所在地——南宫。

首先拜访了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并互相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等情况。

陈司令员说：“今晚你们好好休息，明天由新四旅徐深吉旅长率部护送你们从平汉路马头镇以南过铁路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祝你们一路平安。”

第二天夜晚，明月当空，我们在护送部队的护送下，将要接近马头镇以南通过平汉铁路线时（马头镇以南是太行与冀南的来往人员的军事交通线），发现铁路上停着一列日寇铁甲车。

徐旅长派出侦察人员反复查明这列铁甲车的行踪，想趁敌铁甲车开走时再过铁路。等了一两个小时，敌铁甲车没有动。而此时，日寇发现了部队的行动，以猛烈的火力向部队进行射击，护送部队人员遭到伤亡，徐深吉旅长腿部负伤，代表团（骑兵队）被打散。

多亏我带有骑兵班，人员才没有散得太多，因为马有连群的特性，虽有人摔下马来，但马都跟随在骑兵的周围打转转，跟着走。

我赶紧把代表团的人员、马匹集合起来。

大家一见面都说：“幸亏曾主任带领这个骑兵班，可起大作用了，不然，我们这些人的安全就不可想象了。”

徐深吉旅长腿部负伤在流血，我一看他负伤后没能及时包扎和处理，就从马褡上携带的战场急救药包中取出绑带、止血药等亲自给徐旅长包扎。

以后，只要我们一见面，徐深吉同志总是对我说：“谢谢你亲自给我包扎，想不到你还懂医务知识。”

我说：“这算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我自己给自己打针，自己救自己嘛。”

随后日寇就开始“扫荡”南宫地区。

我和几位鲁西行署领导商量后，一致认为还是快速返回鲁西为好。

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

鲁西泛指津浦铁路以西的山东西部，东西横穿的黄河故道下游，大运河南北贯通的辽阔大平原。这里村庄稠密，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粮棉。

南接华中，北通平、津、保，在日寇占领了城市和铁路的情况下，大运河两岸的大路就变成了鲁西的交通要道，作为联络华北和华中、鲁东南的纽带，与晋察冀和晋冀豫形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日本侵略军竭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

鲁西军区成立伊始，就处于日伪严重包围，顽军、地主武装、土匪、会道门林立的威胁、冲击袭扰中，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形成了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日寇侵占武汉和广州后，停止正面战略进攻，将其主力转移到巩固其侵占的后方。

部署用来对付华北（冀鲁豫）地区的日寇侵略军有：

驻邯郸、安阳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

驻新乡、开封地区的第三十五师团；

驻商丘地区的骑兵第四旅团；

驻徐州地区及陇海路东段至兖州段的第三十二师团。

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卖国贼所组织的伪军，也有了很大发展。凡日寇占领的县城，日伪军少则几百人，多的达2000余人，重要的村镇和交通要道都设有据点。日伪“扫荡”频繁，只要发现我军活动，就穷追不舍，有时疯狂至极。

1939年8月，正是青纱帐期间，我一一五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亲自指挥下，在梁山伏击战中，歼日寇400余人，击毙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据悉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来华前还受到天皇的召见），缴获刚从日本运来的意大利制造的三八野炮2门和1门步兵炮。

山东敌酋尾高次郎穷凶极恶地纠集泰安、兖州日军5000余人，出动汽车200余辆，坦克30辆，骑兵200余名，对我东平县以西郓城东北地区进行残酷的报复性“扫荡”，要找大炮并寻求我主力决战。

鬼子每到一个村庄，逼迫老百姓到水井里和水塘里捞炮，不交出大炮要“死了死了的”，并大肆进行烧杀，不知有多少男女老幼死于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

日寇依赖汽车、坦克在广阔平原上横冲直撞，就连地里的庄稼也被任意地糟蹋。独立旅何德全参谋长的公文箱，藏在高粱地里，都被敌坦克碾得粉碎。

我军被迫进行转移，与敌人周旋，处于枪不离手、马不卸鞍的高度备战状态，甚至一个晚上变动几次住处。

杨勇同志带侦察连和电台进入东平湖独山

〔杨勇同志是湖南人，爱吃鱼和辣椒。做饭时侦察连的炊事员把鱼泡（即鱼鳔）都扔进了东平湖里，杨勇同志发现后说：你们真是土包子，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扔掉？于是他派人下湖全捡了回来，专门用鱼泡做炒菜吃，吃过之后同志们便都知道用鱼泡做菜是一道非常可口的佳肴〕。

在东平湖鬼子出动汽艇进行湖面“扫荡”，由于水浅，汽艇螺旋桨被水草缠住，寸步难行。杨勇同志抓住机会派出小部队，利用青纱帐接近湖岸，用轻机枪火力袭击日寇的汽艇，急得鬼子军官如热锅上的蚂蚁，大骂“八嘎牙路，死了死了的……”

迫使鬼子下水扒螺旋桨上的水草，才驾着汽艇夹着尾巴溜走了。

敌人快速部队之所以能够在陆地和湖里横冲直撞，主要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没有改造的缘故，这给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鲁西及其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唆使下，大搞“曲线救国”的投敌活动，大多数顽军与日寇“和平共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或当日寇向其进攻时就闻风而逃，有的干脆认贼作父，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

蒋介石为了打跑、挤跑我八路军，又派杂牌军进驻鲁西，与八路军搞摩擦，如石友三部齐子修的保安第十一旅、冯寿鹏的保安第二旅、吴连杰的保安第三旅及地方保安团等相继来到鲁西，这些反动武装各占一方，鱼肉人民，妄图把我军挤出鲁西地区，对我八路军、地方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鲁西地区的另一特征，就是会道门林立，民间枪支甚多，韩复榘撤离济南市时，兵败如山倒，一个旅的长短枪支都散落在鲁西及鲁南地区。

日寇侵占后，豪绅、地痞利用人民群众保家自卫的愿望，以公开或秘密的形式组织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会道门不下20多种。

被日寇秘密操纵和公开投敌的，有黄枪会、先天道、万寿道、来生道、圣贤道、后天道和大公团一部；被顽固分子利用的，有大公团、联庄会、大仙会、红枪会、黄香会、白枪会等；还有的纯属迷信组织，愚弄群众，骗取财物，如九公道、八卦道、南太离、北太离等等。

这些会道门几乎遍及每个村庄，均掌握武装（长短枪、大刀、梭镖，甚至轻机枪）。他们利用原有自然围寨，加固成深沟高垒，固守其间。

这些会道门组织在日、伪、顽、豪、绅、地痞的操纵下，抗拒和抵制我八路军行动，不准我军进村，抵制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抗拒交纳抗日救国公粮等，严重地阻碍了我军的行动，威胁着我军的生存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安全和发展（他们的口号是“打不跑也要挤跑”我八路军）。

为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和建设平原抗日根据地，争取会道门下层群众，孤立打击其反动上层，镇压勾结日寇、死心塌地的汉奸，并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坚持敌后斗争，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鲁西军区独立旅参谋长何德全和我率领四团二营和鲁西军区特务营两个连，开辟阳谷县以东张秋镇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摆在何德全参谋长和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挖抗日道沟破坏交通，防止敌人机动；破坏围寨，防止被敌人利用设据点；改造地形，便于党政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活动，并铲除反动会道门。

红枪会被一些反动地主控制着，收罗了一些地痞流氓，围寨成为他们盘踞的据点。他们保护地主恶霸利益，破坏抗日民主政府实施政令，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危害群众。

肃清红枪会这个反动会道门，铲除多如牛毛的草头王司令，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头等大事。

有一天，何德全参谋长和我研究决定，首先打掉朱庄，摧毁红枪会的巢穴，以便分化瓦解红枪会，孤立和打击死心塌地的坏头头。

何德全参谋长和我率领部队包围了朱庄村，进行了攻打围寨的准备。

首先展开政治攻势，喊话劝降。红枪会被几个顽固的坏头头把持着，不但不投降，还骂八路军是“土八路”。

他们有的脱了上衣，光着膀子，露出了画在胸前的“佛”字，张牙舞爪地叫号：“你们土八路有本事就打进来吧，二哥（在阳谷以至鲁西地区忌讳叫大哥。老二武松人高马大，能打死大老虎被称英雄豪杰；老大武大郎个矮窝囊，叫大哥是贬义，叫二哥是尊称）就跟你们拼了。”

这天上午，我率二营营长晋士林等几名同志抵近朱庄红枪会围寨勘察地形。

突然，从围寨内涌出一群红枪会（可能是红枪会在围寨上看见了我们几个人的行动），都手持大刀、梭镖，敞开胸怀，裸露着画在胸前的“佛”字，像疯狗一样嘴里吐着气，并嗷嗷嗷地叫着，向我们几人扑来。

在这种十分紧急危险的关头，我立即让警卫员小李掏出二十响驳壳枪向红枪会射击，一梭子弹打出去，撂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

这时晋士林营长带通信员也掏出驳壳枪、端起步枪射击，其他的几名同志投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榴弹，阻止了红枪会的冲杀。

听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何参谋长立即命令部队前来接应。

一见面，何参谋长说：“你们几个人真危险哪，这些狗娘养的，坚决消灭他。”

次日，强攻围寨的准备就绪，并又一次采用政治攻势，喊话劝降，先礼后兵，但敌人仍然负隅顽抗，何德全参谋长和我决定采用强攻。

大家把上面盖有用水浇透的多层棉被的太平车（八路军称为“土坦克”）推进围寨边，掩护部队攀登围寨。在火力支援下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会道门，捣毁了其巢穴，震撼了周围一大片反动会道门和土围子，有些会道门见势不妙，纷纷自动解散。

从而，为在这里进一步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1月，骑自行车从东平湖到梁山自然洞外山坡

当时，在我们党政军民中有不少的同志，对日寇的汽车、坦克、骑兵“扫荡”时的嚣张气焰产生了畏惧的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以军事为后盾，以武装掩护政权，以政令推动各项抗日救国工作。

当时，改造地形（造成有利于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不利于日、伪、顽和反动会道门固守，以及使日寇的坦克、汽车、骑兵不能横冲直撞的地理环境）成为我们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头等大事。

为此，鲁西区党委、行署和鲁西军区联合成立了领导机构——破路委员会，政府以政令形式发布了广泛开展破路、平围寨、挖抗日道沟的决定，使人民群众懂得，改造平原地形、创造战场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重要条件。

1940年春，军区和鲁西行署在东平县岱庙召集抗日政府区长、村长开会，参谋长何德全和我参加会议。

何德全同志在会议中讲话，宣传破路、挖抗日道沟、平毁围寨的重要性。

由于何德全同志一口湖南方言，许多同志听不懂他的话，他急中生智在黑板上写了“会死人”三个大字。

他说：“告诉同志们，不挖抗日道沟会死人的，不破围寨会死人的。

敌人利用围寨安设据点，老百姓就会遭殃，不得安宁会死人的。

不破路，日本鬼子的坦克、汽车和骑兵在‘扫荡’时横冲直撞我们会死人的。

这不是‘会死人’？”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都说参谋长讲得好。

何德全同志还对挖抗日道沟做了详细的布置和要求，要求使大车在道沟内行动方便，这样既可以做我们生产时大车来往的通道，也能做阻挡敌骑兵和坦克、汽车行驶的堑壕。

在道沟两旁种上蓖麻子或其他高秆作物，既便于隐蔽伪装，又可增加收入。

从此之后，鲁西广大乡村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了一个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齐动员，日夜破路、挖抗日道沟、平围寨的热潮。这也是军队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创举。

以后，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破路、挖道沟、平围寨，改造地形。

当时有一首歌曲这样唱道：

“今天平围寨啊！明天破道路啊！

平围寨多，破道路长，平原抗日道沟结成蜘蛛网，军民同欢喜，敌人兵马恐慌啊！”

由于形成了全民参战的有利局面，加强了军民联防，民兵、妇救会、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无路条不能通行，警戒森严。一旦遇有突然情况，敲锣打鼓，全线联防，迅速做好一切戒备，以应付之。遇特殊情况时，采用送鸡毛信的方式。无论是民兵还是儿童团员，一看是鸡毛信都深知其重要，快速地送到情报站。

对于那些汉奸和有劣迹的人员，予以严正警告：如果再做破坏抗战的坏事情，就要吃八路军、武工队的“花生米”，从而也大大地震慑了敌人和汉奸。

我政治部张干事能写会画，在春节时，他通过画年画的方式告诉敌占区的县长、区长、村长（维持会会长）等，启发和教育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为中国人争气、出力，不当汉奸等，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还给日伪军官及日伪家属写信，告诉他们，与人民为敌，替鬼子卖命，替蒋介石办事是没有好下场的，也非常有效果，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

破了道路，平了围寨，有了抗日道沟，地形面貌大为改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了保障，军民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信心倍增。

事实证明，这些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道沟，在以后的反“扫荡”和向敌人发起攻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一直到日寇投降，我们在冀鲁豫平原上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