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二野最能打指挥员，刘帅得知他去世，在病床上大喊三声他名字

“1954年深秋，河南商城前沿指挥所——‘老王，遇见硬骨头怎么办？’参谋急声问。王近山只回四个字：‘先打再说。’”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对话，道出了这位将领鲜明的作战风格。四年后，1978年6月10日，重庆解放军第三医院传出噩耗：王近山病逝。远在北京301医院的刘伯承闻讯，扶着病榻，连喊三声“近山”，整个病房一时间鸦雀无声。

消息往回推三十余年，王近山第一次出现在刘伯承视野是在1937年吕梁七亘村。那场伏击战，刘伯承本来安排的是386旅另一位团长，却被王近山“抢了活儿”。夜里，他带着三营和特务连摸黑进村，把地形丈量得一清二楚。天亮后，日军运粮车正好撞上火力圈，短短两个时辰，三百多名敌兵被歼，辎重车列悉数缴获。刘伯承站在土坡上，用望远镜看完全过程，合上镜筒对身边参谋说：“怪不得大家叫他‘王疯子’。”

“疯”并非胡闹，而是一种敢为人先的果决。抗战八年里，他几乎没离开过陈赓旅长的身边。陈赓总结他有三快：决心下得快、动作起得快、尾巴收得快。也正因如此，129师内部一直拿他当“活靶子”——遇到硬仗就让他先顶出去。神头岭、响堂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王近山统带的部队丢得起，也守得住，尤其擅长夜袭和伏击。后来梳理战史，129师在华北共编写了42份战例剖析报告，其中有23份直接与王近山有关。

到了解放战争，刘邓大军开辟中原，急需一支“破门先锋”。晋冀鲁豫军区六纵由地方部队升格，王近山被选为司令。定陶、沙土集、济阳一连串恶战下来，六纵赢得“打得狠，补得快”的名声。1947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夜大雨，山路泥泞，炮车难行，刘伯承凭空多出了一个后顾之忧。凌晨三点，王近山递上请战书，末尾写着八个字：“路再烂，人也能抬。”他干脆把六门山炮拆散，绑在担架上，让官兵轮换肩扛。三天后，炮声在大别山深谷里炸开，国民党保十八旅指挥所被直接端掉。刘伯承事后在作战会议里评价：“近山这一手，换成谁都想不出。”

值得一提的是，王近山作战凶猛，却并非一味冒进。刘伯承多次提醒他要“长心眼”，徐向前也从兵棋推演里教他“算后账”。于是，六纵结尾总会有一份详尽复盘：阵地构筑、火力消耗、救护效率，甚至连班长临机处置都一条不落。王近山常说，“勇敢是徐帅给的胆子，机谋是刘帅给的脑子，果断是邓政委给的胆汁。”这句半玩笑的话，透露出他对三位首长的由衷敬佩。

建国后，他和许多野战军将领一样，被拉去“补课”。军事学院里，王近山起初坐不住，黑板写满符号，他直接打断教员：“打仗能不能少写公式？”那阵子，陈赓恰好任院长，没当众训他，而是搬张小凳坐在教室门口。课后陈赓笑道：“老王，公式说白了就是总结经验，不记下来，以后怎么教人？”王近山点头，硬是从“野路子”转到“学院派”。1955年授衔，他佩戴上中将肩章，队列里仍是一副草莽气——军装敞着，左胸别满弹片留下的疤痕。

遗憾的是，战时英雄未必适应和平节奏。上世纪六十年代，王近山因直率得罪人，不得不离开一线指挥岗位，转而负责后勤。身边人劝他看开些，他却耸肩：“养兵千日，不打仗心里慌。”1975年在广州军区主持演习评估，突发心绞痛，此后病情时好时坏。1978年春，他办理转业，刚回到湖北老家没多久，便因心肌梗塞住进武汉总医院。六月初，再次恶化转送重庆，医护百般抢救无果，终年六十四岁。

刘伯承得知噩耗时，新伤旧伤一起折磨他。照护护士回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刘帅突然挣扎起身，用手背蹭泪，连续叫了三声“近山”。随后他长时间沉默，只让秘书发电报致哀。电报通篇不到一百字，唯末句写着：“昔日吕梁之战相识，今日阴阳两隔，可叹可念。”

军中有人议论，这样的感情到底源于何处？细想之下，不外乎生死与共。战火年代，王近山敢把命交给刘伯承；建国后，他又把荣誉让给集体。将领之间的信任，在枪林弹雨里最为坚固。刘伯承晚年眼疾几乎全盲，王近山探望时，刘帅摸着他的肩章辨认，嘴里轻轻说：“摸得见的，是伤疤，也是功劳。”这种近乎朴素的褒奖，比任何口号都沉甸甸。

翻检档案，王近山留下纸面资料并不多，大多是那些带火药味的战斗报告。可他在几代军人心里烙下的痕迹，远比文字深刻。有人总结他的一生：拼命三郎的脾气，泥腿子的底子，指挥员的脑子。听上去粗糙，却恰好契合他的全部特质。假如王近山仍在世，面对今天的快节奏和高科技，他大概率还是那句话：“先打再说，不过要先想三步。”

战场硝烟散尽，故事停留在史料里，但王近山与刘伯承之间那份战友情，早已成为军队传统的重要注脚。它提醒后来人：在最艰苦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和科学严谨的指挥同等珍贵，而两者结合，才造就了一位“二野最能打的指挥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