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的声音隔着电流传来:“老杨,刚从北京回来,有急事面谈。”说完便挂断。杨帆拎着公文包出了门,家里留下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谁也想不到,这一步会迈出整整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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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几名公安人员敲开杨宅的木门,通知李琼:“带几件衣服去北京,时间不短。”李琼怔了半晌,她相信丈夫从未背离信仰,只是没料到调查会拖成漫长的黑洞。
要理解那一晚的寒意,需要回到更早。1932年,杨帆进入北大文学院;1937年,他潜回上海《译报》社写戏剧评论,用笔名“殷杨”抨击时政。周恩来注意到这位年轻人,地下党随即交给他新任务。
1939年初,他带慰问队突破封锁线,将药品与进步书籍送进皖南,随后留在项英身边。皖南事变爆发,他在血与火里突出重围,写下《皖南突围纪》。枪声与油墨,让杨帆在政法岗位上日益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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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他主导反特行动,短短三年挖出一百多座隐蔽电台,还逮住了企图行刺陈毅的刘全德。那时的杨帆,风头无两,上海滩流传一句话:“老特务怕夜,怕雨,更怕杨局长。”
然而1955年,一纸检举将他、潘汉年的名字同“二·六”轰炸捆到一起。杨帆辩解:“那是我们破获的案子,情报点在敌方。”审讯人员淡淡地合上卷宗,漫长的预审开始。十年里,他把《马恩全集》翻烂,甚至啃完黑格尔《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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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杨帆并非铁石心肠。父母、姐姐、最小的儿子在最初三年相继病故,噩耗一封接一封送进牢房,他却只能攥紧信纸,练气功维系神经。狱友后来回忆:“那老头半夜都在默背德文句子,不知撑着什么信念。”
李琼这边,六个孩子等着喂养。街坊们劝她改嫁,她摇头。她相信丈夫顶天立地,更相信组织终会弄清是非。1976年后,她写信、跑部委、拉家常电话,能试的法子全试了。
风终于有了方向。1978年11月,她获知杨帆被押在湖北荆江农场。母子几人坐了两天三夜绿皮车,再换破吉普抵达农场门口。高墙里,头发花白的杨帆低头拔草,皮肤干裂,眼神茫然。李琼轻喊:“老杨,我和孩子来了。”杨帆抬头,眼里刹那闪过惊慌:“你们是谁?”
“先把人救出来。”李琼心里只有这个念头。她跑到武汉,找到省委主要领导陈丕显,递上病历与照片。陈丕显看完皱眉:“立即住院。”很快,中组部批示,上海市委派车把杨帆接回华东医院。
治疗期间,子女轮流守夜,穿上护士服帮擦身喂药。病房灯光微弱,杨帆有时突然自言自语,有时对李琼说:“是不是我记错了年代?”几个月后,他终于能完整地背出那篇《皖南突围纪》,医生说这是记忆复苏的好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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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潘汉年获得平反。隔年8月,杨帆恢复名誉与级别。通知送到家里,他看着红头文件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档案清了,别再冤别的人。”
1985年底,他正式离休,搬到武康路一处旧洋房,读书、写作、看孙辈。记者来访,他常把话锋拉回制度建设:“安全部门的刀锋不能磨向自己人,调查程序要留痕,要经得起推敲。”言辞并不尖锐,却句句敲在要害。
1999年2月20日凌晨,87岁的杨帆在华东医院安静离世。办完简朴的告别仪式,李琼叮嘱子女:“别宣扬功劳,记住教训。”话音轻,却足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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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履历被重新装订进档案柜,但那二十五年的空白页,提醒着后来者:权力的信封一旦封错地址,送回时往往只剩斑驳污迹。历史最怕遗忘,更怕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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