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偏要谈论大家避而不谈的事

电影《我是布莱克》

当提到文学，你会想起什么？一种“无用之美”，或是逃离现实的出口？那么，文学可以是“丑恶”的吗？文学能成为一件面对现实的“趁手工具”吗？

对于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而言，书写世界上所有丑陋的、成问题的地方，恰恰是写作最根本的意义。他来自法国乡村的工薪家庭，以自传性的写作，直面阶级、性别秩序的不公。在《谁杀了我的父亲》中，他看见父亲身上承受的暴力与背后剥削他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里，他书写那位逃离了她苦苦支撑的家庭的母亲；而在《和爱迪做个了断》中，他告别那个名为“爱迪”的、被男子气概束缚的旧我。

他将写作视作“工具箱”，让那些被压抑的、羞耻的、不可见的生活浮出水面，继而成为许多读者——尤其是穷困的、女性和性少数的读者——尝试出走，摆脱困境的武器。

在第十一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的主题论坛现场，爱德华·路易与《单读》主编吴琦展开对话，直面“大家避而不谈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对话（首次对谈可在“单读”豆瓣账号阅读）。他们谈论丑恶、暴力、权力结构——正如路易所说：“只有当我们谈论它的时候，才能够去改变它。”

以下是本次论坛的文字回顾：

“中法之间：年轻人的思想与实践”论坛现场

让丑恶变得清晰可见，

这是促使我写作最根本的力量

采访、撰文：吴琦

法文翻译：李华

吴琦 上次采访完你以后，我们就约定有机会一定继续我们的谈话，今天终于实现了。这次你在中国环游，跟各地的读者见面，所以第一个问题想问你，这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中国的读者给你的反馈跟其他地方的读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爱德华 首先，来到中国之后让我感到最震撼的就是，我发现中国社会和法国社会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比我们原本想象的要多得多，尤其是当我和中国的读者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其实他们在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如同我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比如社会当中的贫穷，还有暴力的现象。我们两个国家的社会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从根本上来说却非常相似。

另外，我看到读者们有时候会跟我说，法国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国度，像一个传说，像海报上呈现出来的样子。但实际上我的作品展现的恰好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法国不一样的一面，也会有很多贫穷与困苦。而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是一样的，这也恰恰催生了更加深刻的对话和交流。

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

吴琦 我自己读你的几本书，也常常觉得心有戚戚，觉得好像是一个遥远的朋友在写自己的故事。我也听你的编辑说，常常有中国年轻人跟你说，我也是，我也曾经在一个小地方遭受过暴力，因为性别或者其他的原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内心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会跟这样的读者传递怎样的信息？

爱德华 当我写我自己的作品时，我希望我的书能够作为工具箱被人们所使用，也就是说，为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方式，让他们能够获得自由，我想写的是这一类书。我们知道书籍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当我们读有些书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逃离，比如我们通过读诗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能逃离现实的生活，还有一些书，我们创作它们是为了愉悦自我，让自己获得快乐，让心情舒缓……人们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作品，但对我来说，我想创作的是可以称之为工具箱的书，法国哲学家福柯经常用这句话来描述他自己的作品。

我希望我写的书能够为人们所用，帮助他们脱离自己的境况，如果它们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比如曾有一些女性读者告诉我，她们读了我的书之后，决定摆脱自己丈夫的控制，离开自己的丈夫，因为她们意识到了自己所遭受的这种被支配的境遇；还有一些性少数人群也会跟我讲，他们读过我的书之后，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来自家庭的暴力，所以决定脱离自己的家庭。

吴琦 尽管你说中法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看到的更多还是不同，包括我们面对的整个环境当中的压力甚至暴力的成分，每个人遭受的痛苦的强度，等等。所以我想再次问你，在什么意义上，你觉得你的书可以对那些在中国与你遭遇相同境遇的人有用？

爱德华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希望的，希望我的书不管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读者能够起到作用，因为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在我人生的阅读经历中，很多书对我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我读到的一些书，对我完全起到了自我解放的作用，让我能够充分去认识自己的人生和经历，比如我在普鲁斯特、让热内还有波伏娃的作品中读到过一些关于性少数人群的描述，让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去经历这些痛苦，而这些痛苦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不是源自于我个人的错误，而是社会、政治、集体的问题，它意味着有一些人仅仅是出于身份、阶层或者身体的原因，在社会中遭受到了虐待。如果不是通过阅读，如果没有感受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大量这样的人存在的话，我想我自己没有办法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幸存下来，因此我也希望我的书能够像我读过的那些书一样，起到这样的作用。

吴琦 你的《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里写到年幼时期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那些无谓的创伤在我看来太难克服了，正好你讲到你从书中获得了很多力量，那么我想问，可以把你从那个绝境当中救出来的只有书吗？或者说，书的世界真的有这么强的力量让你从那样的一个童年的深渊中走出来吗？除了文学的世界，还有什么别的力量救过你吗？

爱德华 这非常矛盾，除了阅读之外，能够让我获得拯救的反而是暴力本身，我称之为暴力的矛盾性，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描述来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家庭中是被排挤在外的，家人认为我不够有男子气概，不够强壮，他们以我为耻辱，我的父亲经常说我不正常、太弱小、太软弱，我的母亲也这样认为，而正是他们对我施加的暴力行为，让我决定逃离我的家庭。我越是被边缘化，越是被排挤，越想走得远远的，去拯救自己。

恰恰相反的是，我父亲是一个在法国北部工厂做工、非常贫穷的工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过着这样的生活，完全是他作为男性主动的选择，是他自己决定不去上学，是他自己要变得暴力，要酗酒，要去做很多危险行为来表明自己拥有男子气概，他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

而在写我母亲的那本书《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我的母亲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父亲对她的支配，去追求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因为她意识到了父亲对她施加的暴力，她意识到是这个社会、是我的父亲、是这种父权让她留在家庭中，不能去上班，只能照顾孩子，做饭洗衣做家务，不被允许去开车，当我母亲有了这种认知，她才明白是社会剥夺了她享受这些自由的权利，她才去抗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父亲的个案中，虽然他并不自知，但他被这个社会制度所剥削，被这种阶级分层所压迫。今天我们看到读书会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女性，女性读书可能会比男性更多一些，而且更多的女性想选择逃离，想要获得解放，这正是因为女性往往承受了更多的暴力。

吴琦 这的确是现在做文学活动的一个特征，当我们讨论男权社会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大部分男性消失了，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内部对话。这也是你所说的矛盾性，我的下一个问题也关于此。

去年你接受一些中文媒体访问时，大家都会突出你的一个身份“阶级叛离者”，说你从一个更贫穷、弱势的阶级逃亡了更富裕的巴黎，今年我再读这本《和爱迪做个了断》，又看到你写到另外一个词“共谋”，我认为是另一个关键词。我也很喜欢你在书中写的这段话，“我想要说明的是，我的逃离并不是我长期筹谋的结果，就好像我是一只热爱自由的动物，生来便要脱逃似的，恰恰相反，那是经历了一系列自我抗争失败之后，只剩下逃离这一个解决办法。选择逃离，起初被认为一种失败、一种放弃。在那个年纪，成功意味着和别人一样。我全都试过了。”然而当你逃离之后，依然是在另一个社会和群体中，还是会卷入整个社会的系统，可能扮演别的角色，比如一位著名的国际作家，所以你怎么理解这种“逃离”与“共谋”之间的关系？

爱德华 我正是想通过我的文学作品来呈现一种忧郁，或者说一种忧伤，因为当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逃离我们的原生家庭和阶层、离开家乡的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村子，我看到父亲和兄长的生活陷入贫困和酗酒，我的哥哥 38 岁时就因为酗酒去世，而我的父亲 50 岁的时候就已经走不了路，因为他在工厂里的工作太为艰辛，我不想这样生活，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去逃离这样的命运。我离开家去上学，我是家人当中第一个能去上学的人。

但是当我们逃离这个我们想要逃离的世界的同时，我们又会对它怀有一种怀念，我们会怀念自己在童年时候度过的这些时光，以及在其中学到的那些民间的、大众的文化，就好比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主人公从小地方走到了大城市，获得了很多的成功，但当人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成功者的轨迹时，更多会看到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他们往往更多地想我放弃了什么，为了达到这样的成功，我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放弃了曾经亲爱的家人，甚至放弃了自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我的作品中给忧郁予以一席之地，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文学和电影中，它往往被隐藏在关于成功的神话背后了。

吴琦 我还想提到安妮·埃尔诺，她的写作对你也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另一位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甚至可以看作一个小小的集体，让这种自传式写作成为一股风潮。我刚读到安妮·埃尔诺和一位法国女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书，叫做《一场对谈》，她们在那本书里再次谈到这种自我暴露的写作，作为社会学家的罗斯-玛丽始终不太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去写，但显然你们几位作家都对此毫无问题。对你个人来说，这种直接使用自我经验的写作是否也有一个限度？或者说当你使用这种写作策略时，你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单读》主编、播客《螺丝在拧紧》主播吴琦

爱德华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刚才你说在法国我们有这样一群作家，基于自身的经历进行社会阶级状态的书写，这个文学运动让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描述，把过去那些宏大的结构性的阶级分析转向一种更为私密、个性、个人化的视角来处理。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或者创作中，我们是通过描写生产的等级化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列举各种数据来论证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而今天新的趋势是，当我们谈论社会阶级，更多会从一些个人经历、日常细节出发，比如当一个小孩穿着已经破了的鞋子去上学，他感到被羞辱，我认为这就是社会阶级当中存在的暴力行为，还有，当一个小孩因为家里没钱，没有办法每天都吃上饭，或者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父亲在从事快递、保洁和工人这些工作，每天回来浑身腰酸背痛，我自己的父亲就在工厂工作，每天晚上回来都会因为肩膀的疼痛在家里大声喊叫——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看到的私人生活中的问题来进行分析。这样的文学作品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这次来中国，我也听到很多读者跟我讲他们个人经历的一些不平等或者穷困潦倒的生活，我希望鼓励大家勇敢地把这些故事都写出来。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度以为阶级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个点，那就是有钱还是没钱，但等我上大学之后，我慢慢意识到我跟那些出生于更好阶层的同学之间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于有钱没钱。比如我刚上大学时，同学会笑话我有口音，我的牙坏了，也没有去补过，我的同学会问你为什么不去整整你的牙，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总是点那些比较油腻的食物，比如汉堡和薯条，而同学们点的都是一些很清淡的食物，比如鱼。还有很多其他细节，包括我们怎么穿衣服，怎么说话，坐姿如何，在工人阶级的家庭当中，人们认为瘫在凳子上才是一个男性应有的坐姿，占据的地方越大越好，以此来表现你的男子气概，但是如果到了巴黎你再这么瘫着去坐，就会被认为粗野、粗俗、没有教养。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阶级的体系当中，是成千上万的小细节汇合到一起，产生了不平等，但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中，并没有描述这些很现实的经历。

吴琦 你在北京也见到了作家胡安焉，现在中国有一批这样的非职业作者或者说素人写作者在涌现，并且收到读者的欢迎，比如单读出版的张赛、王晚，还有更早之前的许立志、郑小琼。《一场对谈》那本书里也讨论到了法国有类似的现象，但那些作者似乎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还是专业作家们。埃尔诺在书里还进一步说，即便是作为性少数的男性作家，也比女性作家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一点你会怎么看？

《单读》主编、播客《螺丝在拧紧》主播吴琦

爱德华 我并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其实在法国作者中最早开始谈论贫困、暴力以及女性地位这些问题的作家恰恰是女作家，比如安妮·埃尔诺，在她之前还有杜拉斯，以及另外一位，维奥莱特·勒杜克（Violette Leduc），她是波伏娃的好朋友。她们反复去写，讲述的都是女性自身的经历，而这些作者在法国都大获成功。

在成功的另一面，当然也有很多针对她们的批评，说她们不断重复着这些东西，已经是老调重弹了。这种批评其实非常无礼，我记得曾经有记者问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你老是写一些关于黑人的作品，什么时候才能写一部关于白人的作品呢，但我们可以想象，从不会有人这么去问一位白人作家。这就反映出关于“重复”的含义几乎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已经成了一种象征性武器，用以压制某些群体的声音。人们总觉得女性话太多，穷人的话太多，在法国，黑人、阿拉伯人也话太多，而如果一位异性恋男作家描写他的感情经历，人们往往不会说你怎么又在重复这种感情的题材，而大概率会说这是对经典的法国作家维勒贝克笔下人物的某种回归，用词完全不一样……这些年来我观察到的是，安妮·埃尔诺也好我自己也好，都成了这类批评所针对的目标，人们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你们谈论的这些暴力、阶级之间的迫害、贫穷的现象已经够多了，你们应该闭嘴，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去想怎样以全新的视角去开拓这些关于少数人群的话题。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少数群体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某些话题已经重复得够多，其实也是不同社会阶层用来斗争的武器，用来让我们弱势群体沉默。

“中法之间：年轻人的思想与实践”论坛现场

吴琦 你说到你们共同承受的一些批评，尤其在今天，这些言论背后的暴力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完全可能变成物理上的暴力，当你依然孜孜不倦地讨论这些政治性的题目时，你会有恐惧感吗？与此同时，问题的另外一端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成功，以及你是如何享受它的？

爱德华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要继续写作关于我童年所经历过的这种工人阶层生活，近年来我其实觉得有一点艰难，因为我所写的这些人不希望我把他们曾经的这些经历写下来，当我出版第一部作品时，我的母亲就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为什么要写我。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想改变的这些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历为耻，又怎么能够改变这些现象呢？我在今天的法国还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侨民很少在政治上发声，这种文化和我小时候的家庭文化很相似，大家都不抱怨，都不去诉说自己的痛苦，总是说没关系，都会过去，虽然一切都很艰难。因此，我觉得非常困难的点在于，当我不惜一切去为这些人斗争，结果他们反而把自己关在了沉默中。我的生活和我的内心，都在承受这样的压力。

关于成功的问题，其实我对成功的感受，更多是通过我周围的人的感受来感受。两年前我带着我的母亲去旅游，她当时已经 55 岁，从来没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没有住过酒店，我用自己出书挣来的钱带她出行，让她有了这些体验，突然之间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成功，让我的母亲能够经历她过去的人生不可能经历的事，对我来说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是我周围人的感受让我感觉到喜悦，当我可以在我的兄弟或者朋友处于困境时伸出援手、借钱给他们，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吴琦 你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让我很感动，我听的时候意识到可能当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少数人的痛苦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痛苦有多么特别，或者他们的痛苦比其他人的更值得关注，而是当一个人处在少数人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常常更能理解别人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他们比那些一直身处主流权力结构当中的人更能明白痛苦真正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问关于你的恐惧和成功的问题，你其实没有说自己的恐惧和成功，而是在说你的感觉其实是和别人的感受连在一起的。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另一位我们共同喜欢的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你关注的议题跟他也有很多重叠，从种族、阶级到性别，而且他也强调不同议题的共同之处和团结，而不是分歧。今天，鲍德温在美国重新被大家认同和阅读，但他作为一个黑人作家的经历对中国读者来讲还是有点遥远，所以我想请你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鲍德温的写作在今天依然重要，以及他在哪一个议题上最有启发性？

爱德华 我认为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场革命，就是把政治变成了一种审美价值。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文学中，如果大家把政治作为主要素材来谈论，往往就会使得文学落为下乘，书写政治的作品在文学界当中往往被认为是纪实性、评论性的作品，这也是法国的文学传统。历史又不太一样，大的历史运动或者战争是文学最偏爱的题材，可政治现实不是，很少会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直接探讨黑人的权利或者恐同等问题，一旦我们直接处理它，在文学上就会被评价为低人一等。但在鲍德温这里，我感觉到很大的不同，他直接把怒火书写出来，他非常有名的书《下一次将是烈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极具介入性的文学，一种非常政治性的文学，但它仍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鲍德温的这种写作方式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在他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震撼，尤其是我们在政治面前感受到的震撼。我想举的例子是法国在 70 年代曾掀起一场非常浩大的运动，女性争取自主堕胎的合法权利。每当我看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图片，就会在我心里引发一股强烈的审美冲动，成千上万的女性在街头举着她们的口号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像诗歌或者音乐一样让我感动。但如何把这些画面转化成文学，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好，鲍德温就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位作家。在我的作品《谁杀了我的父亲》中，我试图从他那里得到灵感，来表达我的愤怒，也就是我对法国政治制度的愤怒，为什么他们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贫穷，让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医疗资源，没有办法获得社会救助。我试图从鲍德温身上汲取力量，我想这很重要。

吴琦 谢谢。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今年中国的图书市场、电影市场都遇冷，很多同行都有这个感受，这也是我们的大前提，但是你似乎依然对文学、电影、艺术抱有信心？如同当年它们改变了你一样，它们会改变更多年轻人的命运吗？

爱德华 我想我还是比较乐观，从我这次来到中国的经历说起，我到了上海、南京、北京，见到许多年轻一代的读者还有艺术家，我看到他们还是在坚持，在写作，在创作电影，希望能够改变现状，继续斗争，把我们刚才谈到的所有生活当中的问题一一揭示出来。我觉得世界各处应该都会发生这样的改变，目前我们在法国的处境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当然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右翼政党还有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所以会经历一些艰难时刻，但通过我跟中国读者的交流谈话，还是充满信心，尤其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界其实生产出了非常多有力度、有深度的电影，目前世界上最有力的一批电影应该说就是由中国导演们拍摄出来的，比如娄烨、贾樟柯、毕赣等等，文学界也应当继续以最大努力坚持战斗。

“中法之间：年轻人的思想与实践”读者交流

读者提问 路易先生提到在法国有很多女性读了您的书之后，选择逃离自己的生活，我想这个情景其实是由于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跟读书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可能不是每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在读书，所以我感觉在法国有人能通过读到您的书，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的提问主要是关于您讲到的自我暴露，吴琦老师提到自我暴露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我觉得是这样的，而对我来说，把我的经历暴露给陌生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把我的一些经历暴露给家人就非常危险。前两天您在人民大学做活动的时候说，“家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就是为了不认识彼此”，我很认同这句话。那么您在写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遭受到暴力这些悲惨的经历的时候，您会害怕自己的家人，比如您的妈妈看到吗？她会是什么反应？您在写作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一类的问题？谢谢。

爱德华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心境。在我刚开始写书的时候，我的母亲是非常生气的，当我把家庭生活向大家暴露出来，她会谴责我，甚至她会在电视上说我儿子写的都是错的，他都是瞎编的，但几年之后，我的母亲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她甚至要求我再写一本关于她的书，因为在过去，她经历的这些穷困生活、我们所有的境况都是不可见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隐身的人。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家里经常会抱怨，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看得见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尽管家里人生气，但后来他们发现通过我的写作，他们终于能够从在社会当中的隐身变得可见，一开始对他们也许是一种伤害，但之后会让他们感觉到一种解放，慢慢就会变化。

我想跟大家说，大家要相信时间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我也想鼓励您不要害怕，大胆写出来。我母亲最近又给我发消息说，你应该再写一些关于我的书，我告诉她我都已经写过了，她还想让我写，所以她其实非常期待她的故事和她这个人能够被人家看见，因为对贫困者而言，能被社会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读者提问 路易先生，当作者书写高度私人的创伤时，往往会面临来自现实关系和公众舆论的双重压力，在文学技巧上，请问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既保持叙事的真实与锋利，又能为自己建立必要的保护？谢谢。

爱德华 我在写作中不怎么考虑自我保护，恰恰相反，其实写作给我带来的后果都是我和家人的冲突、家人的不理解，但是对我来讲，这些话题、故事和事实都是我必须讲出来的。至于我的写作策略和技巧，首先，作为自传性的写作都是从冒险开始，不冒风险的作品都不是自传，仅仅写自己每天都做什么事情，这不是真正的自传，只是把社会中一些显见的现实说出来而已，而我做的恰恰相反，我要冒着风险去写，从写作技术层面上来讲，我要谈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禁忌，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东西，我要把它大声地说出来，帮助人们摆脱这样的困境，摆脱他们的羞耻，谢谢。

读者提问 抱歉我之前并没有读过你的书，但通过你的谈论，我知道从写作上来讲你是一个很愤怒的人，而我也是一个很愤怒的人，但时常使我愤怒的是我的 dark force（黑暗驱动力）。我想问，你在写作过程中促使你这么愤怒的，是因为你的 dark force 还是说你对世界的爱和责任？如果是前者，这种黑暗驱动能持续多久？因为总有一天它会消失，比如在你会获得爱的那一刻。你对你的写作生涯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爱德华 确实，我的写作往往出于愤怒，或者出于羞耻，这两者是我写作最大的情感动机，而且我认为它们不会有消失的风险，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当中永远存在愤怒，存在着让我们羞耻的东西。例子就是我在写作《谁杀了我的父亲》这部作品时，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写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但有一天在见到我父亲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因为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父亲当时已经 50 岁了，我发现他已经走不动路，身上带着机器来帮助他呼吸，他毕生都在工厂里扫地，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我突然感觉我没有办法再写别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暴力就活生生在我面前。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我们去书写，它们已经在这里，爱情也好友谊也好，它们都在这里，我们要写的是世界上所有丑陋的、成问题的地方，只有当我们谈论它的时候，才能够去改变它。而美是不需要艺术家的，它们已然存在了，我们只有通过更多去谈论丑，才能够更多地去创造美，让所有丑恶变得清晰可见，这就是促使我写作最根本的力量。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不平等，如此多的暴力和贫穷，每次我都告诉自己，如果不去写作这些，我会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无法不继续写下去，虽然我的写作非常艰难，在写作过程当中也承受了痛苦，但这是我的责任。是这个世界让我必须继续写作，世界的现实就是我的力量。

编辑：菜市场、王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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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问题与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