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把“抗日英雄”称作“抗日分子”

“抗日分子”是个带贬义的称呼，通常指通敌卖国的人；而那些在抗战中挺身而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是英雄，是国家的功臣。用词不能乱，更不能颠倒黑白。

基于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切入点，我们有必要透过情绪的迷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严谨的语言逻辑，来剖析一下为什么一个名词的置换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海啸，以及这背后折射出的某种学术圈怪象。

首先，我们必须在语言学和历史语境的维度上，对“分子”这个词进行一番溯源与定性。在现代汉语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分子”作为一个后缀，往往被置于贬义或特定打击对象的词组之中，例如“恐怖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或是“犯罪分子”。

它带有一种将个体非人化、将其视为某种不稳定因素或破坏性力量的暗示。当我们谈论那段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无论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还是官方修订的抗战史记述，对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先烈，统一且规范的称谓始终是“英雄”、“烈士”或者“爱国将士”。这不仅是一个称呼问题，更是历史定性的底线问题。

那么，“抗日分子”这个词究竟源于何处？

如果翻阅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大本营陆军部》等史料，或者是当时日本侵略军发布的“治安肃正”公告，我们会发现，“抗日分子”是日本侵略者对抗日军民的特指称呼。在侵略者的逻辑里，保家卫国的中国军民是阻碍其“大东亚共荣”的破坏力量，是需要被清除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当一位身处中国顶尖学府——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在面向公众的言论中，舍弃了充满敬意的“英雄”一词，转而使用了带有浓重日本军国主义视角的“抗日分子”，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历史叙事主体的置换。这不禁让人发问：这是在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上修史？

我们讲求学术自由，但学术自由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遮羞布。

近年来，社科领域出现了一股“重构历史”的风气，部分学者打着“客观中立”或者“挖掘细节”的旗号，试图解构主流的历史叙事。他们往往通过片面引用外文资料，特别是战败国的资料，来标榜自己的“独特见解”。

然而，历史学研究的第一原则是史料辨伪与立场确证。对于抗日战争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中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肯定的历史事实。将保家卫国的英雄降格为“分子”，这种措辞上的“冷处理”，本质上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冷漠，是对抗战精神内核的消解。

进一步来看，身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高校教师，其言行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和示范效应。复旦大学作为国内人文社科的重镇，其教授的言论往往被视为学术界的风向标。

当“抗日英雄”变成了“抗日分子”，这种概念的偷换如果在课堂上、在网络上传播，极易对年轻一代的历史观造成混淆。如果年轻人开始接受“抗日分子”这种称呼，那么下一步，是否就要接受侵略者所谓的“维持治安”的逻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滑坡。

根据此前官方媒体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多次批驳，任何试图否定革命领袖、否定英雄烈士、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都是触碰底线的。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能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国家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虽然学术探讨与法律底线之间存在一定的缓冲地带，但道德和情感的底线是清晰可见的。

冯玮教授作为历史学者，理应比普通人更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也更应明白每一个汉字背后所承载的血与火的分量。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可以随意玩弄文字游戏的试验场。每一位抗日英雄的鲜血，都凝固成了我们今天站立的土地。我们反对的，不是学术上的考据，而是那种站在高处、带着傲慢与偏见，用冰冷的、甚至是他者的视角来解构我们民族脊梁的行为。当“英雄”被矮化为“分子”，受损的不仅是历史的尊严，更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图腾。

我们要警惕的，不仅仅是一个词汇的误用，而是这背后可能潜藏的价值观错位。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守住历史的真实与温度，比什么都重要。

写到最后，想问问大家：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种看似“学术客观”实则“屁股歪了”的言论？对于这种将抗日英雄称为“抗日分子”的现象，你们认为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反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