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南迁，乱世中的的易培基守护与沉冤，孰是孰非难以论断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地区已经是岌岌可危，尤其日军攻陷了山海关之后，北京就已经是前线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意识到，日本入侵华北地区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历代文物安全已经提上议程，南迁已经是唯一选择，如果一旦落入日寇之手，整个中华民族都将愧对列祖列宗。这些承载千年文明的文物，一旦落入敌手便可能万劫不复。

而首次提出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这一提议的就是——易培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这一职务，成为他人生中最具争议却也最能彰显其历史价值的角色。

易培基，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湖南长沙人。虽然易培基留学日本，但一生对日本没有任何好感，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20年6月后，先后出任湖南省公署秘书长、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任孙中山先生顾问、1924年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及所属图书博物馆筹备会主任。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古物馆馆长，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奉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次年2月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1930年11月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1933年2月5日，星期天，夜。

故宫博物院第一批2118箱文物自太和门搬出，经过午门，直向北平前门火车站而去。此时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亲自坐镇太和殿指挥文物转运，为此，易培基与张学良在前一天的西山碧云寺商谈了一整天，最后才敲定文物转移的详细方案，二人尽管一再要求保密，可消息还是走漏了。

于是火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一些激进者甚至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动。负责武装押运的士兵多次鸣枪示警，警卫司令不得不给张学良打电话请示，张学良在得知情况后，亲自赶到现场，以人格担保表示，战争一旦结束，就将这些国宝运回北平，后经在场人员一再劝慰之下，抗议的人群这才渐渐平静下来。装箱的文物依次装上火车，开往南京。

但让人预料不到的是，全权负责国宝南迁的易培基，却迎来生命中最大的冤案，至死不能瞑目。乱世中，那些实际做事的人，为民族国家长远着想的人，往往得不到理解，也往往得不到善终！。现在看来，易培基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推动故宫文物南迁是先知先觉，功德无量。但在当时，他的决定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弹。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汪申等人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开始集中对文物进行精选装箱，易培基此时就有文物南迁的想法，却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对此强烈反对。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故宫太和门集会，宣誓“誓与国宝共存亡”，甚至还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寄恐吓信，声称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故宫文物南迁。

再就是毕竟南迁这么大的事，易培基自己也不敢拍板。他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拍了急电，说北平故宫宝藏关系全国文化，现在战争随时烧到北平，如何保护这些国宝，政府要赶紧定个决策。而情势危急，容不得他等待文来文往，最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最终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随后，易培基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发了密电，请求用强硬的措施控制周肇祥。宋子文于是指示北平市市长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进行秘密逮捕，直到故宫文物专列平安出京10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而故宫文物南迁消息传出，舆论是一片反对之声，文化界认为这是“亡国灭种之举”，就连鲁迅、胡适、徐志摩等文化界名流，也持反对态度。鲁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故宫文物南迁深表质疑：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故宫文物原定1933年1月31日南运，但当天受到阻挠。没办法，推迟到了2月5日夜里才成行。而在此之前，有人居然想把故宫文物卖了换武器：“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

故宫国宝开始分批南迁后，易培基迎来了个人命运的大转折。1933年2月7日，就在首批文物南下的两天后，他被国民政府两名监察委员提起弹劾，罪名是非法处理故宫金器，并从中舞弊牟利。

易培基以为是自己得罪人才遭遇构陷，可当时国宝南迁大业还在进行中，他的当务之急是自证清白，然后才可以继续主持南迁之事。后来他向行政院解释，分批处理的故宫金器都是没有文物价值的金砂等，所得的款项均用于故宫的日常运维支出，再就是这事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集体做出的决定，事后弹劾案就不了了之。

不料，几个月后，南京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提起公诉，罪名是违法舞弊。在这情况下易培基提出辞职，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卸任后，他以平民身份提出反诉，并在上海当起寓公，一门心思应付官司。易培基辞职后，马衡接任院长之职，而马衡接任院长之职的条件是，不掺和“盗宝案”。

接着江宁地方法院在1934年对易培基提起公诉，指控他调换珠宝，据为己有。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全部充公。后来法院对部分故宫文物进行真伪鉴定。文物专家最终将认定法院提供的文物是赝品、共计62箱。法院据此认为，清宫古物中不应有赝品，因而赝品和伪作必是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易培基百口莫辩，实际上就是法院给易培基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清宫藏品中本来就鱼龙混杂，不乏赝品和伪作，现在没有易培基盗卖文物的直接证据，仅凭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伪作就认定是易培基搞的鬼，这显然说不去过，马衡虽然反对文物南迁，但还是出来写了文章，认为法院的判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7年9月，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提起公诉。而此时的易培基因病去世。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个案子于是不了了之。此时，易培基生前魂牵梦萦的故宫文物，在马衡的主持下，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抗战期间，9000余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暂时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都受到敌人狂轰滥炸，但故宫文物几乎没有任何损毁。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了相当多的中国文物，有关统计称总数以千万计。相较之下，故宫文物的损失几乎微乎其微，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的官员，离不开沿途一路护送的军队，离不开寄存地负责文物保管维护的学者，更离不开故宫博物院的两任院长——易培基和马衡。

日军当年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还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军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牌、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贪婪的侵略者甚至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上的建筑构件鸱吻拆下，运回了日本。

当时间来到1948年1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发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公告，算是含蓄地为易培基平反昭雪。

如今，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易培基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纠正与肯定。他不再是被污名化的 “盗宝者”，而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与故宫文物保护的开拓者。他曾说：“故宫者，全国人之故宫也，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也。” 这一理念，彰显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与文化自觉。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功绩，不会被政治构陷所掩盖；真正的文化守护者，终将被历史铭记。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