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长史手握实权！因为雍州牧乃秦王李世民，他哪有时间管！

《唐朝诡事录》中，京畿重地雍州，不见长官刺史，就一个雍州长史杜铭到处晃悠，不但可直入皇宫大内向皇帝报告，品级也与刺史相同，着紫袍、佩金鱼袋，也算是一大奇观！

唐代的雍州，不是普通的州府，而是承载着千年帝都底蕴的京畿重地。《通典》明确记载：“凡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至於我唐，并为帝都”，这片以长安为中心的土地，自李唐建国起就注定了其特殊地位。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攻占大兴城后，于武德元年对行政区划做出重大调整。《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载：“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为雍州”，这一变革让雍州正式取代京兆郡，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名称。

此时的雍州，辖域辽阔，囊括了今天西安、咸阳、渭南等周边大片区域，《旧唐书・地理志》详细列出其下辖县份：“万年、长安、蓝田、渭南、昭应、三原、富平、栎阳、咸阳、高陵、泾阳、醴泉、云阳、兴平、鄠、武功、好畤、盩厔、奉先、奉天、华原、美原、同官”，共计二十三县，治所就在长安城。

这种建制维持了近百年，直到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又下旨改雍州为京兆府。《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元年十二月，改雍州为京兆府”，这一变化不仅是名称的更替，更是行政区划等级的提升 —— 京兆府成为唐代首个 “府” 级行政单位，开启了后世 “府” 制的先河。

从隋代京兆郡到唐代雍州，再到京兆府，这片土地的名称变迁，始终与李唐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名称如何变更，雍州（京兆府）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通典》评价其 “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作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行政区划调整始终牵动着全国的神经。

长安县与万年县作为附郭县，以朱雀大街为界，西为长安县，东为万年县，共同构成了都城的核心区域，而这两县的治理，也始终是雍州行政事务的重中之重。

在唐代三百多个州府中，雍州的主官设置堪称独树一帜。普通州府的最高长官称为刺史，以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但雍州却不设刺史，其最高长官名为 “雍州牧”。

《旧唐书・职官志》明确规定：“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府牧、大都督…… 为职事官，秩从二品”，雍州牧作为京畿最高长官，品级高达从二品，远高于普通州刺史。

但令人意外的是，如此高位的雍州牧，却几乎都是 “挂名官员”。唐代制度规定，雍州牧、河南牧、太原牧这三都之牧，必须由亲王遥领。

《旧唐书》记载，秦王李世民、魏王李泰、陈王李忠、雍王李素节、章怀太子李贤等都曾担任过雍州牧。

章怀太子李贤 “龙朔元年，改封沛王，加扬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仍任雍州牧”，即便身兼数职，他也从未实际到雍州府理政。

这些亲王或身为皇子，或地位尊崇，大多居于宫中或忙于其他事务，根本无暇处理雍州的日常政务，所谓 “遥领”，不过是挂名而已。

既然雍州牧不亲临任所，州府事务该由谁主持？制度有安排。《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明确规定长史、司马作为州府佐官，负责辅佐主官处理全部政务。

最初，州府佐官有别驾、长史、司马 “三上佐” 之分，其中别驾品级最高，其次为长史。但到了唐高宗时期，朝廷下令废除别驾一职，将其职权并入长史，从此长史成为州府佐官之首。

为了匹配京畿地区的重要性，雍州长史的品级也得到了特殊提升。《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雍、洛及大都督府长史加为三品阶”，普通上州长史仅为从五品上，而雍州长史则为三品，与上州刺史品级相当，穿紫袍上朝，享受极高礼遇。这种品级上的特殊安排，为长史日后执掌京畿实权奠定了制度基础。

雍州长史能够从佐官变为京畿实权掌控者，核心原因在于雍州牧的长期虚位。亲王遥领的制度设计，让雍州牧成为一个荣誉性职位，而长史作为佐官之首，自然承担起 “代行州事” 的职责。《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亲王为牧，则长史行州事”，这一制度明确赋予了长史在主官缺位时的行政主导权。

唐高宗废除别驾后，长史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原本由别驾执掌的部分行政事务，全部划归长史管辖，使得长史成为雍州府无可争议的实际负责人。

此时的雍州长史，不仅要处理民政、司法、赋税等日常事务，还要兼管京畿地区的治安、防务，甚至拥有调动部分禁军的权力。

唐玄宗时期的雍州长史王琚，墓志铭文明确记载其 “得密奏事，夜叩丹凤门”，也就是说，长安城中发生紧急事务时，长史无需层层上报，可以直接深夜叩击皇宫大门向皇帝奏报，这种 “直达御前” 的特权，足以证明其地位的特殊性。

武周时期，雍州的建制曾短暂调整为 “西京留守”，但即便如此，实权仍由长史掌控。当时的西京留守多由太子挂名，而太子年幼或身居东都洛阳，实际政务仍由长史主持。这一时期的雍州长史，不仅要应对京畿地区的繁杂事务，还要在政治动荡中维持秩序，地位愈发重要。

《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则故事，生动展现了雍州长史的实权。

武则天时期，张易之兄弟受宠，想让弟弟张昌期担任雍州长史，武则天在朝堂上询问宰相：“谁堪雍州者？” 魏元忠直言反对：“昌期不堪！”

武则天追问原因，魏元忠答道：“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向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务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 最终，武则天采纳了魏元忠的意见，放弃了任命张昌期的想法。

这一事件足以说明，雍州长史的人选直接关系到京畿稳定，连皇帝都不得不重视，而长史的职权之重，也让各方势力争相角逐。

在唐代历史上，许多著名官员都曾担任过雍州长史，他们凭借这一职位的实权，在京畿地区留下了深刻的治理痕迹。

唐高宗永淳元年，苏良嗣转任雍州长史，当时关中遭遇大旱和蝗灾，“百姓病饿而死，长安城内外抢劫现象很严重”。苏良嗣到任后，“严肃法令，维护社会秩序，凡发生案件，三日内必能破案”，迅速稳定了京畿局势。后来他升任宰相，仍以刚正不阿著称，而雍州长史任上的政绩，成为他仕途晋升的重要基础。

另一位著名的雍州长史是薛季昶，他因 “强干习事” 被魏元忠举荐，在任期间 “为政严猛，不避权贵”，京畿地区的豪强劣绅都对他敬畏三分。《旧唐书》记载，薛季昶在雍州任上，“禁断奢靡，惩办奸猾，境内肃然”，其治理成效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可。

唐玄宗开元元年，雍州改为京兆府，雍州长史也随之改称为京兆尹，但职权并未削弱，品级仍为从三品。《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府下辖县份与此前的雍州基本一致，其行政范围和核心职能没有变化。此时的京兆尹，依然是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手握民政、司法、治安等多项大权，成为帝国政坛的重要角色。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行政区划和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京兆府的权力逐渐被节度使、采访使等职分割，原本集多项权力于一身的京兆尹（原雍州长史），权力被逐步拆分。到了德宗朝，京兆尹的实权大幅削弱，更多时候只负责礼仪性事务，如陪同皇帝祭天等，昔日 “京畿一把手” 的荣光不再。

天祐元年，唐昭宗被朱温控制，迁都洛阳，长安的帝都地位不复存在。京兆府被改为佑国军节度使辖区，其行政层级和重要性大幅下降。随着李唐王朝的覆灭，雍州（京兆府）作为京畿重地的特殊历史也宣告结束，而曾经权倾一时的雍州长史，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