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学教授“重科研、轻教学”并“满天飞”？

引子：吃完早餐，我班宝同学呢又在南京机场T2航站楼了

在公众的想象中，大学教授的形象往往是手持书卷、立于三尺讲台，谆谆教诲，春风化雨。然而，当下的现实却常常与此相悖：许多学生抱怨，难得一见教授真容，他们似乎总是“在路上”——穿梭于各大机场，奔赴一场场学术会议；他们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实验室、论文和项目申请上，而本科教学，尤其是基础课程，则多交由青年教师或博士生承担。这种“重科研、轻教学”以及“整天坐飞机”的现象，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要理解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教授们的个人选择或职业道德滑坡，而需深入剖析其背后复杂的制度逻辑、激励机制和时代背景。

一、 “指挥棒”的魔力：评价体系的决定性作用

大学教授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的行为选择深受其所处评价体系的引导。当下，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普遍被一种强大的“指挥棒”所主导——即“科研至上”的绩效评价机制。

1. 职称晋升的“硬通货”：论文、项目与经费
   对于一位大学教师而言，职称是其职业生涯的核心阶梯。而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乃至“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更高头衔，决定其晋升的关键砝码，几乎清一色是科研成果。具体而言：

   相比之下，教学成果则显得“软”而难以量化。教学获奖、学生评价等固然存在，但其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往往远低于科研成果。一个教学再出色但科研成果平平的教师，其晋升之路通常步履维艰；而一个科研成果斐然但教学口碑一般的“学术明星”，则可能被破格提拔，享受各种优厚待遇。在这种“非升即走”的预聘制压力下，年轻教师为了生存，只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科研产出的“军备竞赛”中。

   • 学术论文：尤其是在国际顶尖期刊（如Nature、Science）或高影响因子SCI/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学术水平的“金标准”。一篇顶刊论文的份量，可能远超数年精心教学所获得的赞誉。

   • 科研项目：能否拿到国家级项目（如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是衡量学者科研能力和学术地位的试金石。项目的级别和金额直接与个人及院系的声誉、资源挂钩。

   • 科研经费：到账经费的数额，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更是维系整个科研团队（博士生、博士后）运转的生命线。没有经费，研究便无从谈起。

2. 大学排名的“绑架”
   大学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各类全球大学排名（如QS、THE、ARWU）。这些排名体系的指标权重，虽略有差异，但无不将科研表现（论文引用、诺贝尔奖得主、科研经费等）置于核心地位。教学质量的衡量则相对模糊且占比不高。因此，大学管理层为了提升排名、吸引优质生源和政府拨款，必然会将压力传导至教师个体，通过高强度的科研激励政策，鼓励教授们多出、快出“标志性成果”。大学的声誉与资源，系于科研，而非教学。

教授们“整天坐飞机”的现象，正是这一科研导向体系的直接外化。这并非闲适的旅行，而是其职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背后是学术资本的积累与运作。

1. 学术交流与前沿追踪：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闭门造车无异于坐井观天。学术会议是学者们展示最新研究成果、获取同行反馈、激发思想火花的最重要平台。在会议上作报告，能迅速提升个人在学术共同体内的知名度。同时，聆听领域内顶尖专家的报告，是与国际前沿保持同步的最有效方式。

2. 合作网络的建立与维护：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需要跨机构、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合作。教授们通过“飞来飞去”，面对面地与合作者商讨课题、设计实验、撰写论文，这种信任与默契是邮件往来难以替代的。学术“人脉”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访问邀请甚至未来职位的可能。

3. “隐形”的学术权力与资源分配：许多学术会议同期，会举行各类基金的评审会、学术期刊的编委会、学位点的评估会等。能够“坐飞机”参与这些活动的教授，往往是掌握了学术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大牛”。他们的行程，某种程度上是学术权力运作的轨迹。缺席这些场合，可能意味着在资源争夺中被边缘化。

三、 教学的困境：投入与产出的失衡

在科研任务和学术社交的巨大挤压下，教学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这不仅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更源于教学本身在当下体系中的诸多困境。

1. 投入产出比悬殊：准备一堂精彩的课程，尤其是面向低年级学生的基础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设计、案例更新和课堂互动。然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却非常有限：它很难直接转化为可以用于晋升的“硬”成果。学生评价主观性强，且一门课的影响往往要多年后才能显现。而将同样的时间投入科研，可能就能产出一篇论文的关键数据，其回报立竿见影。

2. 教学评价的模糊性与激励不足：虽然大学也设有教学评估，但其结果通常只作为参考，很少与薪酬、晋升直接强力挂钩。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等荣誉，其光环和实惠远不及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或一篇顶刊论文。对于教授而言，精心教学更像是一种“情怀”和“责任”，而非职业发展的理性选择。

3. “传道授业”精神的式微：在高度工具理性和绩效主义的侵蚀下，大学的理念正在从“培养完整的人”向“知识和技术的生产车间”蜕变。教授的角色，也更多地被定义为“研究员”和“项目负责人”，而非“教书匠”和“人生导师”。这种整体氛围的转变，使得潜心教学的精神动力有所减弱。

这种系统性失衡，正在对大学教育的根基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1. 本科生教育质量滑坡：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本科生，特别是顶尖大学的本科生。他们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却难以接触到顶尖学者的思想熏陶，基础教育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这无疑是一种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2. 师生关系的疏离：传统的“师门”情谊和深入的学术指导在逐渐淡化。教授忙于项目和学生（尤其是博士生）沦为“论文生产工具”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学术薪火的传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3. 科研的异化：过度追求数量和速度，导致“快餐式”研究盛行，静心从事需要长期积累的原创性、颠覆性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学术泡沫和浮躁风气蔓延。

4. 教授群体的职业倦怠：在“科研、教学、服务、飞行的多重压力下，许多教授疲于奔命，工作与生活严重失衡，职业幸福感下降，导致身心俱疲。

要扭转这一局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单靠教授们的道德自觉所能实现，必须从系统层面进行深刻的改革。

1. 改革评价体系，实行分类管理：核心是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的顽疾。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对擅长科研的教师和擅长教学的教师实行“分类评价与管理”。对于教学型教授，应设立独立的晋升通道，将教学成果、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给予与科研成就同等的尊重和待遇。

2. 强化教学激励，让教学“硬”起来：大幅提高教学在职称评审、绩效分配中的权重。设立有吸引力的教学奖项和教席，使得“教学标兵”不仅能获得名誉，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职业发展优势和资源。

3. 完善大学排名指标：推动国际国内排名机构优化指标体系，增加教学质量、学生学习体验、毕业生发展等指标的权重，引导大学将资源更多地向教学倾斜。

4. 重振大学精神，回归育人本位：大学的管理者和全体教师需要一场关于大学使命的再思考。必须重申“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最重要的职能，科研固然重要，但其最终目的也应服务于育人和社会进步。应营造尊重教学、热爱教学的文化氛围。

大学教授“不重视教学，整天坐飞机”的现象，是当代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球化、市场化浪潮下的一种症候。它是理性个体在扭曲的激励机制下做出的“趋利避害”的选择。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教授们“不务正业”，而应看到其背后那只无形的“制度之手”。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改革，校准评价的“指挥棒”，让潜心教学者能得到应有的尊严与回报，让飞行与科研真正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宗旨，才能让倾斜的象牙塔重归平衡，让大学真正成为启迪智慧、塑造灵魂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