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后，姑姑要把我送人，村里人留下了我，如今我每年都回村

我叫刘玉贵，今年四十八了。在西安做汽配生意，安家也二十来年了。城里房子宽敞，孩子也上了大学，日子算是安稳。

我老家在秦岭脚下，一个叫刘家坳的山村，山清水秀，埋着我的根。

父母走得早，老家早就没直系亲人了。可我这人，好像一辈子都走不出那座山。每年清明、中秋、过年，哪怕再忙，我也要抽空回去几趟。油门一踩，心就飞回去了。城里邻居问起，我只说回去看看。看啥呢？那里有我的牵挂，那份情，比山还重。

记忆里的童年，总是蒙着一层灰扑扑的颜色。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女人，话不多，手脚从来没停过。家里地里，她一个人扛着。她脸上总带着倦容，但看我时，眼神是暖的。

父亲不一样。他是知青，从省城来的，听说当年文章写得好，一手字也漂亮。几次高考没考上，心气就泄了。后来娶了母亲这个农村姑娘，算是彻底留在了山里。他不怎么下地，空了就捧着旧书本看，看着看着，就摸出酒瓶子。

他喝醉了不闹别人，专骂母亲。骂的内容我听不懂，什么“命运弄人”、“抱负难展”。母亲从不还嘴，只是默默地收拾他摔在地上的东西，或者把我搂在怀里，用手捂住我的耳朵。等他发泄完了睡下，母亲会摸着我的头，轻声说：“玉贵，别怨你爸，他是心里苦……”

六岁那年的夏天，天热得厉害。母亲在地里锄草，说着话的功夫，人就直挺挺倒了下去，再没醒来。

葬礼上，父亲没哭，也没说话，像尊泥塑木雕，直勾勾地看着棺材入土。从那天起，他魂就没了，人渐渐疯了。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认得我，给我念两句诗；坏的时候，对着空气骂，或者一个人跑到后山，一坐就是一天。

村里人心善，看我们父子可怜。东家帮着种点玉米，西家帮着插点秧，好歹没让田地荒了，我们爷俩也不至于饿死。

母亲走后的第二年，一个冬天，父亲掉进了村头的茅坑，没了。那时候农村都是旱厕，又冷又滑，他神志不清，失足掉了下去。

村里人把他捞上来，收拾干净，找了副薄棺下了葬。我站在坟前，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心里木木的，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大概，人的伤心是有尽头的，我那会儿已经到底了。

父亲的后事是村里人帮忙张罗的。村长刘满仓，我喊他满仓叔，派人去城里通知了我姑姑。

我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嫁到了城里。父亲在世时，她一年来个一两回，带点旧衣服、糖果，或者几斤肉，坐一会儿就走，很少留饭。

姑姑来了，她和满仓叔站在我家那间昏暗的堂屋里说话。

满仓叔说：“他姑，玉贵还小，才八岁。一个人在这山里怎么活？你是他亲姑，能不能接他到城里去？读书也方便。”

姑姑的声音又尖又细，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不是我心狠，你是不知道城里的难处。我们一大家子，三代人挤在两间屋子里，转个身都难。再多一张嘴，实在是……实在是没办法啊！”

她顿了顿，话锋一转：“我看，不如给玉贵找个好人家，送人吧。找个条件好的，说不定比他跟着我们强。”

“送人”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一激灵。我那时虽然小，但也知道，送人了，我就再也见不到爹娘睡过的炕，屋后那棵陪我长大的柿子树了。

我猛地从门槛上站起来，冲进去，一把抱住满仓叔的腿，仰着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叔！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我能干活，我会捡柴火，会喂鸡，我能养活自己！”

我哭得撕心裂肺，把心里那点麻木全哭开了，只剩下恐惧和不安。

满仓叔看着我，眼圈红了。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揉了揉，然后扭头对我姑姑说：“他姑，你也看见了。娃不愿意走，这是他的根。我们刘家坳，再穷，也养得起一个娃。你放心，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

姑姑脸上有些挂不住，又说了几句难处，最后留下一点钱，匆匆走了。从那以后，她再没来过。

我就这样留了下来。

满仓叔召集了村里几十户人家开了个会。我家那几亩地，由村里几户劳力多的人家帮着种，收成下来，留下我的口粮，剩下的卖了钱，给我买种子、交学杂费，偶尔添件新衣服。

我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家饭”。

今天在东家吃顿玉米糊，明天在西家喝碗红薯粥。王婶家做豆腐了，会给我端来一碗热豆浆；李伯家杀猪了，会给我留一碗猪油渣。过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最不孤单的时候。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几乎天天有大人来拉我：“玉贵，今晚到我家吃饺子！”“明天来我家，炖了鸡！”

年夜饭，我通常是在满仓叔家吃。婶子会给我做一身新棉袄，虽然布料没多好，但厚实暖和。桌上一定会有条鱼，寓意年年有余。满仓叔会给我夹个鸡腿，说：“玉贵，多吃点，长得壮壮的。”

那时候，虽然父母双亡，我却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品尝到了最浓郁的亲情。村里人的善良，像山里的泉水，不汹涌，却涓涓不息，滋润着我这颗快要干枯的小苗。

我身上穿的衣服，是各家孩子穿小了的，缝纫补补又三年。但洗得干干净净，带着阳光和皂角的味道。我脚上的布鞋，是村头眼睛不太好的刘奶奶，摸着黑一针一线给我纳的底。她说：“娃，脚上有鞋，走到哪儿都不怕扎。”

初中毕业，我十六岁了。不能再靠着村里养活了。

我跟着村里一个常年在外跑运输的大哥去了城里。先在一家修理厂当学徒，管吃住，没工钱。我不怕脏不怕累，给师傅递扳手，学看电路图，钻车底。师傅看我肯学，人也老实，慢慢开始教我真本事。

在修理厂干了几年，攒了点钱，也长了见识。后来听一个老客户说西安机会多，我心一横，就去了西安。从在别人店里打工，到后来自己租了个小门面，慢慢做起了汽配生意。

刚起步那几年真难啊，起早贪黑。但每当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起刘家坳，想起满仓叔他们说“饿不着他”，想起那些热腾腾的饺子。我想，我不能给刘家坳丢人，我得活出个人样来。

后来，生意渐渐好了，在西安买了房，娶了媳妇。媳妇是西安本地人，心善，知道我的过去，从不嫌弃。成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就带着她回了刘家坳。从那以后，雷打不动，每年都回去。

现在的刘家坳，比小时候冷清多了。

年轻人都像当年的我一样，飞出去了，去广州、去上海、去西安打工。村里剩下的，大多是像我这个年纪或者更老的人。路上走一圈，碰到的都是熟悉又苍老的面孔。

当年帮我种地的李伯，前年走了；给我纳鞋底的刘奶奶，坟头草都老高了；满仓叔也老了，背驼得厉害，坐在墙根晒太阳，一见我回来，浑浊的眼睛里立刻有了光，拉着我的手，一遍遍问：“玉贵，啥时候回来的？能住几天不？”

我能做的，太少太少了。

我给村里修了那条通往村外的石子路，换了老旧的电线，给留下的老人每年送点米面油，陪他们看病。但我知道，这些物质的东西，远远比不上他们当年给我的一个拥抱、一碗热饭。

我现在回去，更多的是陪他们坐坐。听他们用含糊不清的乡音，聊几十年前的旧事，聊我父亲当年多么有学问，聊我母亲多么能干。那些我早已模糊的记忆，在他们嘴里，依然鲜活。

我和媳妇带着孩子，挨家挨户送东西。老人们拉着我孩子的手，不住地说：“好娃，好娃，跟你爸小时候一个样。”他们非要塞给孩子自家种的核桃、晒的柿饼，那双手，依然和记忆里一样温暖。

去年秋天，我又回去了一趟。站在我家老屋的废墟前，那棵柿子树还在，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像一盏盏小灯笼。

满仓叔拄着拐棍走过来，陪我站着。他叹了口气，说：“时间真快啊，玉贵。当初你要是被送走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喽。”

我看着远处层峦叠嶂的秦岭，云雾缭绕，和我离开时没什么两样。

我轻声说：“叔，当年要不是你们留下我，我刘玉贵早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是你们，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根。”

山风拂过，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是故乡的味道，是恩情的味道。

人这一辈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童年，走不出那份恩情。刘家坳于我，不只是故乡，是救我性命、养我成人的再生之地。父母给了我生命，而村里的乡亲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世间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