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白兰文(下)
白之沂 口述 王耀辰 丰耀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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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的一天。杜王两家忙着筹办了婚庆喜宴,从此这位被人称为“活神仙”的白兰文,入赘王二老汉家做了三姑娘的过门女婿。 成亲以后,三姑娘不仅更加孝顺父母,勤俭操持家务,而且也细致入微地体贴着孑然一身、远离家乡的丈夫。
她可怜他的不幸遭遇,支持他济世活人的医疗事业。在妻子的体贴和支持下,白兰文把整个精力又投入到医疗事业上。白天,他骑着毛驴,带着药兜,走乡串户地为穷苦人民看病;晚上,点着油灯,在妻子的陪伴下,不是攻读医学典籍,就是伏案书写医案和抄录民间单方、验方。
日久天长,这位善治疑难大症,被人称为“活神仙”的白先生,不但附近的农牧民有病来请,就是远离本村的四子王旗把总老爷和河西杭锦旗老王爷有病,也都派人来请白先生。
这样安稳的日子过了几年。一年突然传来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驾崩和宣统皇帝登基的消息,白先生听罢,赶忙到街上买了黄表、蜡烛和香,又准备了几件简单的供品,一个人悄悄地跑到村东土山上,面向东方为光绪皇帝的驾崩跪拜祭奠,并痛心地大哭了一场。
过了不久,又听说慈禧太后去世,白先生请来杜牛老汉,痛快地喝了一次酒。接着辛亥革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给白兰文带来了极大的欣慰,他高兴地说:
“这一天总算看见了。”
并剪掉了那条长辫子。没过多久,袁世凯窃权当政,白兰文在京曾与袁有交,知道他是出卖变法的伪君子,心里又不由地忧愁起来。
袁世凯窃居“大总统”不久,便想起没有下落的白兰文。他需要白兰文高明的医术和文学才华,特派原大同总兵唐恩伯出京访查白兰文,召他进京供职。
唐恩伯知道白兰文逃往武川、固阳一带,便带着“大总统”的意旨,到武川进行查访。到得归化府后,得知固阳有一位北京来的“活神仙”,他估计这位“活神仙”可能就是白兰文,派了一名下人,拿着他的亲笔信,专程到固阳寻访。
白兰文看了唐恩伯的信扎,告诉来人,自己已在固阳成家立业,无意宦途,婉言谢绝。晚上,他和丈人及妻子说:
“宁与猪狗同食,也不和袁贼共事。”
谁知好日子没过几年,到了一九一六年,匪首卢占魁 在后山一带聚集三、四万人,把一个好端端的固阳地区,折腾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卢占魁想请白兰文当他的军医,白不屑与他为伍,又怕惹事生非。于是携带妻子儿女,在一个夜晚悄悄地潜来包头,在瓦窑沟火神庙旁边的一个小院内住下,仍以行医看病维生,从此,他便在包头定居下来。
那时的包头已有三、四万人口,靠着水陆运输的便利,成了口外的一个商业城市。白兰文在包头行医看病,也逐渐有了名气。
一些巨绅富户和商号财东,都来请他看病,每天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这位性情古怪的“活神仙”,却定出个“三不看”的规矩:一是贪官污吏不看;二是土豪劣绅不看,三是品行不正的 人不看。人们常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通神”。
这话对这个鞋底曾经磨过金銮宝殿门槛的御医说来,却丝毫不起作用。他恨不得这些衣冠禽兽得病就死,那还能让他们苟延残喘再活在人间为非作歹呢!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西滩义盛泉巷有一家土财主叫邹耀臣,此人靠倒贩大烟土发了横财,为人贪婪成性、视财如命。一天得了伤寒病,打听到“活神仙”给皇帝看过病,托商会会长请他诊视,并说此人广有钱财地产,只要能看好病要钱给钱,要房产给房产。白兰文听罢哈哈一笑说:
“想当年袁大头给我个部长我还不干呢,让他去请那些爱财如命的高明吧!”
邹耀臣不死心,过了几天,又搬动复盛公马经理来请,碍于情面,答应第二天一早去看病,谁知当天晚上白兰文就起身回后山去了。直到邹死后他才回来。
一年,绥西土匪头子王英的五弟王乐愚--人称五老财的老婆得了伤寒病,请遍了包头的名医也不见效,便托人请白兰文诊视。起初白兰文托故不去。
后来,王乐愚请求商会会长复盛公当辅的冯掌柜再三恳求,白兰文才不得不勉强答应。于是他和冯掌柜一起坐上复盛公的轿车,来到小文明巷八号王公馆。进门后不抽烟、不喝茶,直到内室诊脉开方。
当时王英的三姨太适在一旁观看,也伸出手腕请白先生诊脉,白兰文抬头看了看她的面色,板着脸说道,“你没病。”,就告别而去。
王乐愚的老婆吃了白先生的两剂药,病就好起来。他几次托人送礼,白先生丝毫不收,他亲自去拜访,白兰文却又躲藏到火神庙和尚那里。后来,在一次巧遇中,王乐愚问起为什么不给他嫂子看病,白兰文微笑着说:
“病入膏肓,看也无益。实不相瞒,令嫂的病已是不治之症。明年冬至为一大关,望转告令兄及早准备。”
第二年冬天,王英的三姨太果然大病不起,不久即病逝。
白兰文对有权有势的人物傲慢,对穷人却异常亲近。他在野外采药时认识了留宝窑子的贺才、古城湾的赵金虎和留住窑子的蒯二等贫苦农民,不时和他们交往相会。赵金虎早年得了个腰疼病,十几年好不了。白兰文看了后,叫他用一斤鲜益母草,泡三斤白酒,每天早晨喝一蛊,结果一个月以后腰疼病就好了。
贺才得了腹泻病,白兰文叫他每天用半斤大豆皮煎水当茶喝,腹泻也慢慢好起来。“如月号”经理连履恒,于光绪三十年水刮西包头时吓的得了癫狂病,久治不愈,当他请白先生看病时,白说一二年不要紧,他便决定回山西老家。临走时,他把自己购置的两处院产房契硬留给白先生,并说:
“今后或住或卖均由白先生自理。”
后连掌柜在原籍病故,第二年其子来包清理后事,白兰文又把房契交还,让其自己卖掉。这件事传开后,在包的山西商人无不盛讚白先生的医德,都愿和他结交,并从各方面帮助他维持生活。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固阳地区遭受灾荒,不少人外出逃荒,其中好些与白兰文有交往的人都来求助,有的把地契交给他作押借钱,白兰文总是有求必应,都资助了他们。转年,年景好转,他又把那些地契和借据全部交给本人,让他们安心种地。
这些事都深得当地穷苦人的称赞。白兰文除看病行医,余暇即教孩子们读书认字,学习经书和医书。他家共有三儿一女,长子白之炯,因年岁已长,从父学医;女儿和二儿白之沂亦已开蒙,与哥哥一起读书习字学医;三弟尚在年幼。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农历四月初八,一代名医白兰文在东营盘梁十四号院内病逝,享年六十三岁。他死后,因家中无积蓄,入殓安葬的花费竟成了问题。白夫人和未成年的三儿一女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与白兰文交好的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行长王子林、中国银行包头分行行长郑相臣和财务科长吕连升及复盛公的乔晋德共同承担起处理后事的责任。
在他们共同筹划下,由商会发起并印了几十份“捐启”,分送各界自由认捐,不到几天就收了一千多银元的捐款。
出殡这天,送殡的人山人海,阵容之大,是当时一般官宦人家无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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