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靠什么挣钱？横征暴敛只是皮毛，真正暴利的，其实是这个

一场军阀混战，让1916年北京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飙到1.5亿元，到1919年更是涨到了2.1亿元，光是段祺瑞掌舵期间，每月就要亏损800万元。

这么大的窟窿怎么补？军阀们当然是靠“刮地皮”，把四川的田税预征到民国74年（1985年）。你敢信吗，这都是横征暴敛的“皮毛”生意。

此外，还有一个让他们不惜代价也要垄断的硬通货，这才是真正的暴利。

真正的暴利：军阀与黑帮合伙的“毒品提款机”

真正能让一支部队一年军饷直接到位，让大帅们过上“真正的享受”的，是另外一条更黑、也更暴利的黑色金脉。

要说谁把这笔“皮毛”生意做成了“硬通货”，那必须是“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在1925年，当他的部队开进上海这座“花花世界”时，这位大帅早已许诺兄弟们：“大烟土整船地往上运，到那时，才是真正的享受呢。”

资料显示，无论张宗昌本人还是他的部队，其出身多为地痞流氓，品质本就腐败。而“鱼找鱼，虾找虾”，他一到上海，立刻引来了杜月笙这类地痞流氓的关注，双方迅速结成了共谋关系。

最直接的证据是：张宗昌立即设立了上海军实处，这个机构具体负责鸦片事务，内设秘书、军需、司法等科，活活把贩毒变成了“官方垄断业务”。

进口到上海港口的印度烟土，立刻由张宗昌派兵保护，负责安全卸运，一场大规模、公开的贩毒活动就此启动。一箱烟土在港口价值800元，而运到租界加上运费和保险费，其价值立刻飙升到2000元以上。

更惊人的数据是：每年包运烟土所得的收入，足够张宗昌所属部队全年的饷项。这可不是收几个月的税就能比拟的。

为了确保这笔巨额利润不被他人染指，上海军实处集历来垄断之大成，规定在租界以外的上海中国地面，再不许他人染指。除非是交钱经他许可的烟土贩，其他人根本不能自由买卖。

当时的警戒程度也到了如临大敌的地步，烟船一到，军队无论黑天白日都要匆匆出发加以保护，运往租界，军实处内的士兵甚至要脱去外衣后，腰间仍挂着盒子枪，以防被同行抢夺，充分体现了这黑色生意带来的巨大利益分争和血腥暴利。

皮毛下的血淋淋：预征百年税的“合法”掠夺

当然，毒品生意属于军阀的暴利黑金，而广为人知的苛捐杂税，则是他们公开的抢劫合法化。虽然比不了毒品的利润率，但这才是真正对中国社会造成结构性摧坏的“皮毛”。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种税收有个专业名词，叫“预征”，意思就是把后一年的税提前收了。不够怎么办？那就收后三年的，后五年的。

以民国23年（1934年）的四川为例，这里的军阀们把“预征”玩到了极致：

南充县的税被20军征到了民国54年（1965年），资中和犍为两县的税被21军分别征到了民国60年（1971年）和64年（1975年）；

最狠的是越巂，直接被24军把税征到了民国74年（1985年）。这种横跨半个世纪、甚至提前征收六十年的税收，让百姓根本无以为生。

结果就是人道灾难：1925年2月16日的《国民公报》记载，巴中县“树皮草根业已吃尽，无以为生，饿死者到十分之三”。

在小宁山、浮鸣河、杨家湾一带，饿死人民“沟死沟埋，路死路埋，不计其数”。到1934年，长寿县四十万农民中有二十万人无食，合川县六十余万人中生活无着的达四十余万。更有甚者，潼南等县出现了沿街求卖幼孩的惨状，每一个小孩价值二三元不等。

不仅是农民，工商业也成了军阀的提款机。1916年，上海烟酒联合会哀叹“捐税之繁苛，实为中外古今所仅见”。当时要从上海运一坛烧酒到北京，一路上的各种“过路费”和雁过拔毛的捐税，竟然达到了烧酒价格的足足三倍。

正是这种对正常商业的毁灭性盘剥，导致曾无比繁荣的天津面粉业到1928年都“相继停业”，让《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不得不给出“民初之十年为黑暗时代”的不客气评语。

“禁”字作掩护：毒品贸易的“制度性”升级

军阀们深知毒品暴利，但又不能公然违背晚清禁烟的国际惯例，于是他们把主意打到了中央政府的“禁烟令”上，发明了一个堪称无耻的“制度创新”：寓禁于征。这才是将暴利合法化、制度化的终极手段。

早在1918年春，陕西督军陈树藩与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商议后，就在陕西率先组织了禁烟善后清查总局，打出“寓禁于征”的幌子，明着是清查，暗地里却是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陈树藩在陕西省各处设立运贩机关，派队护送鸦片，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这种“以禁为名、行征之实”的把戏在各地军阀中屡试不爽。1921年，直系王占元的十八旅赵荣华部驻扎在宜昌，专门护送出川烟土。

虽然曾因英国人告发被吴佩孚查获并付之一炬，但次年吴佩孚就批准设立了济宜办事处，由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任经理，土税号又应运而生，公开买卖鸦片。

1923年11月，宜昌军事当局干脆公开允许鸦片公卖，“设鸦片公管局，专司其事”，鸦片商只要交纳200至450元的税便可公开运售，甚至烟馆也明码标价“每灯月收费1元”，彻底将罪恶产业洗白。

即便是西南军阀，也与北洋军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15年至1916年，滇军入川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就陆续将近500驮烟土（每驮2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百万两）运进四川充作军饷。

1924年初，刘湘、杨森等人从四川运出的大批烟土在宜昌被王汝勤部扣留，共计350个木箱，重730担，最终还需吴佩孚来电疏解，以收税45200余元后放行，理由竟是“彼此俱属一家”，足见军阀之间对此事的心照不宣和利益纠葛。

参考资料：

西南军阀的贩毒

北洋军阀的贩毒

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毒品政策的演变

军阀、捐税、百姓，民国时期的四川剪影.2024-06-12.观风闻

民国时期各军阀的军费是怎么来的？观风闻.2021-01-14

军阀与毒枭的合作：张宗昌护航鸦片，杜月笙截留九成利润大发横财.网易2025-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