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36年冬天，东北，大雪封山。
一支抗联小分队刚从中苏边境带回一批珍贵的武器，原本悄无声息地准备返程，却没想到，踏雪留下的痕迹成了致命的信号。
那时候，关东军在北满地区的侦察网已经铺得很密。
雪地里的脚印、篝火的灰烬，甚至是一截未熄的烟头，都可能被翻译成情报。
谁也没料到，这支队伍竟被一路跟踪到了回撤线路上。
敌人没急着动手，而是提前设伏，埋在他们必经的山口。
李荆璞，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的师长，行军几十里后才意识到不对劲。
那时候天色已经发灰，雪越下越密，前锋部队在山洼中突然遭遇火力压制，通讯又一度中断，情况一下子乱了。
他当即判断：这是有备而来的围歼战。
不是小股冲突，是真正的合围。
可就在这种紧要关头，站在他身后的女副政委孙玉凤，突然抬起了枪。
枪口对着的，不是敌人，是他。
让人震惊的是，这两个人不仅是上下级，还是未婚夫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孙玉凤没开枪。
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逼他做出那个最艰难的决定——突围。
她说：“你带人走，我留下。”
李荆璞不肯，回头看她，眼里满是怒意和不解。
她却把枪口移到自己额头上，声音比雪还冷：“你要是不走，我现在就开枪。”
这话说出来，谁都不敢拦。
那一瞬间没人敢出声，风都仿佛停了。
李荆璞知道她不是虚张声势。
他了解她。
孙玉凤不是那种轻易就服从命令的人。
她也不是谁想娶就能娶的姑娘。
她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小就读书识字，弹得一手好琴。
可惜生不逢时，家道中落。
那会儿，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吞了，旧式的体面家庭一夜之间就被撕碎了皮。
她的表哥周仓，是个伪警长。
对她很上心，家里也觉得这门亲事稳妥——有权有势，还能保命。
可孙玉凤看得清楚，周仓那身皮是穿给日本人看的。
他爹，就是靠出卖同胞才爬上这个位置的。
她不愿嫁。
但也不敢硬顶。
那时候的东北，女人要是不识时务，是会出事的。
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假意顺从，甚至主动讨好。
她陪周仓练枪，说想学点防身的本事。
周仓没起疑。
反而觉得她终于开窍了。
每天笑呵呵地教她握枪、瞄准、拆弹匣。
她学得飞快，几个月下来，枪法已经不输给一般伪军。
最关键的是，她从他嘴里套出了不少消息。
1932年春节前夕，她无意中听到周仓说要去抓几个抗联的“逆匪”，其中就包括李荆璞。
她当晚就动了身，冒着风雪跑到崔家报信，又护着崔母一起翻山越岭，才在一处林场找到了抗联的小队。
李荆璞当时还没什么名气，只是个基层干部，穿一身打补丁的棉衣，脸冻得通红。
她第一次见他，说了句：“我来送信，也想留下。”
他愣了几秒，说：“我们这儿不是闹着玩儿的。”
她回：“我也不是。”
从那以后，她一直跟着队伍走。
学救护，学战术，枪法越练越准。
没多久就成了妇女队的队长，后来升任副政委。
他们的感情，是在枪林弹雨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说不清哪天开始的，也没谁先开口。
后来部队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准备结婚。
可婚礼一直没办成。
不是没时间，是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日子。
日军的围剿越来越紧，抗联的物资又越来越少。
那次去中苏边境接武器，原本是希望能缓口气。
谁知道，一回来就掉进包围圈。
李荆璞最后还是听了她的话。
带主力部队从西南方向突围，留下她带着一小队人断后。
他们没再说话。
她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然后转身朝敌火最集中的方向去了。
后来有人说，孙玉凤在最后一场战斗里，换了三支步枪，两次负伤，最后子弹打光了，手雷也用完了。
她没被俘。
她知道被抓的下场是什么。
她走到一处悬崖边，摘下帽子，整了整衣襟，然后跳了下去。
尸体没能找回来。
只在悬崖下的石头缝里，发现她常用的那块手帕，上面绣着两个字：“玉凤”。
李荆璞后来提起这事，只说了一句：“她没让我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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