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萧
秦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后,丞相李斯为稳定政局,将其遗体放置于辒辌车中秘不发丧。因酷暑导致尸体腐坏,随行官员遂在车内装载一石鲍鱼以掩盖异味。古人所说的“鲍鱼”,原是盐渍鱼的统称,比如“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在居延汉简的残片上,“鲍鱼”二字与粮秣兵器并列,它是戍边将士的军粮,是穿越河西走廊的商队行囊里的耐储食物。这些被盐粒包裹的鱼干,承载的是生存的智慧,是漫长旅途中的味觉慰藉。
转机发生在唐宋之间。当“鳆鱼”这个名称逐渐被“鲍鱼”取代,它的身份也完成了从市井到殿堂的蜕变。
元丰八年,苏轼在登州出任太守,虽在任仅五日,却与这片海域的珍味——鲍鱼(古称鳆鱼)结下不解之缘。这位深谙人间至味的太守,一改前人仅视其为食材的观念,将其奉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珍宝。他在《鳆鱼行》中欣然写道:“吾生东归收一斛,包苴未肯钻华屋。”字里行间,透出的不仅是对其丰腴鲜美的贪恋,更有一份如获至宝的欣喜与珍视。
在苏轼眼中,鲍鱼早已超越寻常肴馔。他详考其性,认为它“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读”,深信此物有益精明目、延年防衰之奇效。于是,品味鲍鱼,于他而言不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成为一种融合养生之道与文人雅趣的精神体验。自东坡一咏,鲍鱼在北宋士大夫圈中的意蕴悄然升华。它既是宴席上的珍馐,亦是文人交往中堪比金玉的雅赠;它所承载的,不再仅仅是海洋的鲜味,更浸润了士人阶层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对健康长寿的追求。
至清代,随园老人袁枚在其饮馔经典《随园食单》中,以食家笔法精确记录了鲍鱼(古称鳆鱼)的烹饪要诀。他直言其挑战在于“其性坚,终不能齿决,火煨三日,才拆得碎”。寥寥数语,道破了顶级美味与极致功夫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三日”的文火慢煨,早已超越简单的烹饪程序,更像是一场关乎耐心与心性的修行。在时光的缓缓浸润下,坚硬的质地逐渐化为绕指柔,成就至高味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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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笔下并非空谈理论,更佐以生动的食案实例。他提及“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中,号称‘鳆鱼豆腐’”,其上再浇以陈年糟油,清鲜与醇香并重;又记“庄太守用大块鳆鱼煨整鸭”,以鲍鱼之海韵融入家禽之丰腴,谓之“别具风趣”。这两道佳肴,一者精巧细腻,一者豪迈大气,却共同印证了同一条至理:真正的美味,是时间与技艺共同雕琢的艺术品,是耐心守候后自然绽放的华彩。
与鲜鲍鱼食用不同,干鲍的制作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去壳、清洗、腌制、水煮、晒干——每一步都是对鲜活的重新定义。宋代工匠创造的“低温慢煨——梯度渗透”工艺,让鲍鱼在炭火与高汤的浸润中,逐渐蜕变成“触之如凝脂,观之若琉璃”的“艺术品”。“谭家菜”的红烧鲍脯,将这种时光之味推向极致,张大千称其为美食中极品。“吃鲍鱼边里如啖蜂窝豆腐,吃鲍鱼圆心,嫩似熔浆,晶莹凝脂。”这般描写,已超越美食的范畴,近乎对完美物性的礼赞。
最初的“臭”,是生活的真实;后来的“珍”,是文化的精炼。而连接这两极的,是时间——盐渍保存的是时间,慢火炖煮的是时间,晒干浓缩的也是时间。
我们今日品尝鲍鱼,咀嚼的不仅是胶质饱满的肉质,更是千年来的生活智慧。那一口软糯中,有沙丘道上的仓皇,有汉简墨迹里的日常,有苏轼诗中的欣喜,有旧日宴席上的繁华,也有谭家厨房里三代人的坚守。鲍鱼之味,终究是时光之味。它教会我们,最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时间的成全。正如人生,所有的咸涩与等待,都可能在某一天化作唇齿间的回甘。
(作者为媒体人、作家,代表作品有《慢煮光阴一盏茶:中国茶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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