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网红”现象的兴起与影响及规制对策

朱颂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科学研究与社会生活日益深度融合。科研人员不再局限于学术殿堂，而是主动走向公众视野，成为促进科学精神弘扬、助力创新文化培育的重要力量。“科研网红”群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家主动参与公共交流、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意愿不断增强，也为推进科学决策机制建设、最终促进科学普及提供了重要路径。但与此同时，也面临学术尊严被消解、科研秩序受干扰等风险，凸显数字传播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对科学传播的质量保障、规范监管和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类型结构：多元生态与细分路径

“科研网红”群体呈现多样化、分层化的发展态势，从身份结构、内容定位、互动模式与商业化路径等四个维度构建了科学传播的新生态。

“科研网红”群体划分维度

在身份结构层面，主要包括四类。第一，学术权威型。这类主体多为在职科研人员，尤其是所在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凭借深厚的学术底蕴与知识威望，能够围绕学科前沿与社会重大议题发声。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便是典型代表——他以九十岁高龄活跃于短视频平台，将严谨学术与亲和表达融为一体，吸引超五十万粉丝，让高深的化学知识贴近日常生活。第二，知识普及型。这类主体以一线教育工作者为主，侧重基础教育与科学素养提升，重在以生活化、通俗化的表达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以科学博主与科普作家李维阳（笔名“二猪”）为例，他长期活跃于校园、社区和新媒体平台，将气象知识与日常经验有机结合，持续拓展公众的科学认知边界。第三，机构运营型。这类主体依托专业科普团队或学术机构，利用品牌公信力与多学科团队协作，强调组织化、集约化运作，向社会提供权威且系统的科学内容，以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科普信息的需求。例如，中国科学技术馆新媒体团队作为国家级科普机构的新兴传播力量，整合馆内外科研资源，开设《榕哥烙科》《科学开开门》等栏目，并策划跨平台、跨场景的科普活动，构建了富有影响力的科普传播体系。第四，创新主导型。这类主体一般由个人或小团队主导，依托内容创新与互动策划，紧扣社会热点，塑造鲜明的个人风格，增强科学传播的互动性与受众黏性，成为知识经济与新媒体融合的新生力量。例如，“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以“亮记生物鉴定”系列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吸引近千万粉丝，累计播放量达数亿次。

在内容定位层面，当下“科研网红”群体在实践中往往同时承担基础知识普及、科学方法示范、前沿科技解读与社会热点回应等多重任务，逐渐形成内容递进、功能互补的科学传播格局。其一，基础教育与通识普及依然是科普的根本支点。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李永乐为例，他以生动的漫画向中小学生群体阐释相对论，把高深的理论引入日常语境，让学科原理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之间自然显现，从而持续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与好奇心。其二，紧跟社会热点并作出权威解读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增长点。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协同推出专题展览与科普讲座，并辅以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生动呈现首都科技创新的厚度与广度。这类对重大社会关切及时回应的传播内容，既能增强公众的创新自信和国家认同，也显著提升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力。其三，以方法论示范切入、推动科学素养提升正成为新的探索方向。部分团队与个人将科学实验的拆解与科研方法的讲解作为关键任务，旨在引导公众培养理性思维与科学精神。“星球研究所”账号便在普及天文地理知识的同时，结合科考纪录片、数据可视化等多媒体形式，将国家主体性与科学理性相融合，不仅展示科学结论，更揭示其背后的逻辑推演与证据链构建，让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成为观众的知识增量。

在互动模式层面，数字时代的科学传播已从单向输出逐渐演变为双向互动，再到实时多向交互的全链路体系，极大提升了公众参与度和知识传播效能。最初阶段，科学传播以单向输出为主。例如，各式各样的科普讲坛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视频网站定期发布专家讲座和权威解读，观众主要以被动接受者身份收获系统性知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科学传播进入双向互动阶段。此时，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和机构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设置“问答专区”“留言板”，鼓励观众在评论区提问或分享生活中的科学困惑。这一互动方式相较于最初模式提高了内容针对性和传播温情感，推动公众从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科学议题共建者，但此时的科普仍然受到时空局限。当进入实时多向交互阶段，科学传播实现了多向即时参与的新突破。各类科普团队和个人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的留言评论等功能，与观众形成“面对面”“屏对屏”的实时互动。例如，“中国探月工程团队”在嫦娥五号返回舱着陆期间，通过直播平台与全国数百万网友“云见证”探月瞬间，科研人员在直播中实时科普航天知识、解读飞行轨迹，并同步解答留言提问，观众在“在线陪伴、现场提问、专家解答”中，真正实现由“被动接受”到“共创共学”的转变。

在商业化路径层面，不同的运营模式反映内容生产的利益关联与风险靶点。科普运营从早期的“纯公益”到今天“带货+科普”并行，知识变现已成为平台方和内容方绕不开的话题，也成为当下科普发展亟须规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合理的商业激励有助于激发优质内容供给，推动科学传播市场化、职业化；另一方面，带货与广告过度捆绑，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冲击学术和公共信任。

影响分析：正负效应的现实呈现

“科研网红”现象的兴起，为我国科学传播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科技强国建设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

第一，拓展了科技传播的能力边界。新媒体平台的深度介入使科学传播突破学术会议、课堂讲座等传统场域的空间限制，延伸至移动端与社交媒体，构成全天候、多场景的信息网络。这种时空压缩与信息去中心化，加快了科学知识在大范围内的精准触达周期，既提升了全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水平，也为战略性技术的社会动员与公众理解奠定了必要条件。

第二，重塑了科研影响力的价值链条。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科研成果的价值主要依赖同行评议、学术引用及成果转化来体现。而“科研网红”模式引入公众评价与社会互动的新维度，使科研在传播过程中兼具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我在北大修文物”系列视频通过诙谐语言讲述考古发掘日常，在普及专业知识的同时，让冷门学科也获得了更多公众关注，不仅有助于科研资源的多元配置，还可能催生跨学科合作与创新突破，从而在宏观层面优化学科建设版图。

第三，促进了创新生态的系统耦合。科学家借助网络平台直接与企业、媒体、公益组织及公众对话，形成跨界协同的创新网络。这种开放性连接提升了科学议题在社会治理、环境保护、健康促进等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并推动“公民科学”与“专业科研”双向融合。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科研人员利用个人影响力引导公众参与数据收集、实验观测与政策倡议，将科学传播转化为兼具创新驱动与社会行动的双重力量。

第四，增强了科技战略的社会共识与精神动能。当“两弹一星”亲历者以亲和、生动的方式讲述科学故事，这不仅是在传播知识，更是在个人奋斗与国家使命、学术追求与民族复兴之间建立情感与价值的桥梁。公众在这种叙事中与科技发展形成同频共振，由此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广泛的社会支持与精神动能。

与此同时，也必须高度警惕“科研网红”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风险与深层隐患。

在内容生产层面，流量导向驱动的内容创作机制正在重塑知识的生成逻辑。短视频平台上，一些所谓“科普爆款”常以惊悚标题和夸张画面吸引眼球。从“知识逻辑”向“流量逻辑”的转向，不仅模糊了科学信息与娱乐叙事的边界，还可能在潜移默化中侵蚀公众对科学结论与科学方法的基本信任，造成认知生态的结构性噪声，影响关键领域的社会共识基础。

在学科平衡层面，平台算法在精准推送的同时也在强化马太效应，使资源向少数高流量领域和个体集中，造成“信息富矿”与“学科荒漠”并存。一些基础性、前沿性但短期内难以吸引公众注意的研究领域被边缘化，不仅削弱了学科体系的多样性与均衡性，也可能延缓关键技术储备的布局进程。

在资源投入层面，部分科研人员为追逐短期曝光与社会影响，将过多时间投入视频拍摄、粉丝运营等事务中，挤占了开展系统科研的时间与精力。尤其是在“卡脖子”技术攻关、原创理论突破等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这种资源错配不仅影响个体的科研产出，甚至可能在整体上削弱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持续动能。

在科研伦理层面，商业利益的深度嵌入模糊了科学传播与市场营销的边界。部分宣称具备“官方认证医生身份”的短视频账号在发布医学科普视频的同时，暗中推广所谓的“特效药”与保健产品，以科普之名行带货之实。这种以经济利益绑架科学信誉的行为一旦形成规模化趋势，将侵蚀公众对科学结论与科普内容的信任基础。

在学术生态层面，流量裹挟下的无序跟风与过度炒作，易将科学家异化为公众情绪的“符号化存在”，甚至在热点事件中沦为流量资本的消耗品。在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韦东奕被偷拍事件中，部分博主为了流量进行违规盯拍与歪曲解读，不仅严重侵犯了科研人员的隐私权与人格尊严，更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这种将科学家形象娱乐化、猎奇化的倾向，削弱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导向。

规制对策：体系完善与多元共治

针对“科研网红”生态的迅速发展及其潜在风险，必须坚持“鼓励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的原则，形成统筹“法律规制、平台把关、用户自律、素养提升”的科学传播治理体系，构建多主体协同、分级分类、常态长效的制度框架。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制度硬约束。加快制定和完善数字科普相关法律法规，将科学传播纳入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体系，不断加强行业组织与平台的协同监管，明确新业态准入标准、创作者资质要求和法律责任边界，加大对虚假宣传、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针对健康、食品、环境等与民生休戚相关的重点领域，要完善相关准入门槛，对虚假宣传、利益输送、恶意营销等行为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和快速处置机制。

第二，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压实平台管理责任。新媒体平台将科学性、原创性、专业性纳入内容推荐的核心权重，建立论文引用、科研来源标识和专家认证制度，防止娱乐化、情绪化内容挤占科学传播空间。建立分级管理与分领域审核制度，对涉及专业门槛高、社会影响大的内容实行专家前置审核和动态跟踪机制，防止信息在二次传播中被曲解或误用。平台还应主动公开年度科普内容质量评估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规范创作者行为，强化学术自律。科研院所、学会协会将科学传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纳入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项目评估和绩效考核，既鼓励科研人员用创新化、通俗化方式传播科学，也要建立内部内容质量审查与发布备案制度，防止“唯流量”侵蚀学术严肃性。对“自媒体”创作者，建立实名认证与分级认证体系，对违规行为实行限流、降权、封号等阶梯式惩戒，营造有门槛、有规范、有约束的专业传播环境。

第四，提升公众媒介素养，营造理性互动氛围。将科学传播与媒介素养教育同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职业培训体系和社区教育体系，通过案例教学、模拟辨析、公众论坛等方式，培养公众对科学信息的甄别能力与批判性思维。鼓励公众参与科学问答、科学辟谣等互动活动，引导用户在评论、转发、讨论中自觉遵守科学传播的伦理规范，形成尊重知识、理性表达、抵制谣言的社会氛围。

通过法律规制的“硬约束”、平台治理的“强把关”、学术与创作者的“严自律”以及公众参与的“软监督”，在保持“科研网红”活力的同时，防止流量异化科学传播，推动形成导向正确、内容优质、机制完善、可持续运行的科学传播生态。

“科研网红”现象的兴起，集中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蓬勃向上的内在活力，也见证了科学精神与网络文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进程。必须清醒看到，在数字化、流量化的传播环境中，科学传播在拓展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学术尊严被消解、科研秩序受干扰等风险隐忧。要把流量引入正道、用在正处，必须健全法规制度，压实平台责任，强化学术自律，构建科学、理性、有序的传播生态，坚决遏制无底线炒作与侵权行为，让科学理性成为社会共识，让学术尊严成为共同底线。

来源：《中国网信》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