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债权凭证到期拒付？债权人起诉核心企业和受让人

供应链金融进入“凭证时代”

纠纷也在升级

随着电子债权凭证在大型企业供应链中快速普及，传统票据纠纷正在向“平台化、数字化债权纠纷”转变。在没有成熟立法、规则分散的背景下，企业违约、虚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风险等问题正不断浮现。

2025年6月发生的一起典型案例，将电子债权凭证拒付纠纷的核心法律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广西某建筑集团开立的 500 万电子债权凭证到期拒付，江苏某公司将该电子债权凭证质押给某村镇银行获取贷款，电子债权凭证到期后核心企业拒付，引发三方诉讼。银行遂将核心企业与受让人列为共同被告主张连带责任。

该案引发司法和理论界对三大关键问题的广泛讨论：
一、电子债权凭证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能否类比票据？
二、银行是否可以同时主张电子债权凭证的债权与借款合同权利？
三、转让人在虚构应收账款下的民事与刑事责任如何划分？

电子债权凭证的法律规制，正处于“法律真空”与“规则冲突”并存的阶段。
本文将对其司法认定展开系统分析。

电子债权凭证法律属性的核心争点

不是票据，是基于真实债权的“非典型证券”

此类纠纷的核心，首先要厘清电子债权凭证的法律属性。电子债权凭证与票据看似相似，实则根本不同。票据具有无因性和无条件付款义务，而电子债权凭证完全以真实贸易关系为基础，基础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核心企业的付款义务。因此，电子债权凭证不是“付款承诺的抽象证券”，而是“应收账款的电子化载体”。

在权利流转方面，票据通过背书即可转移，而电子债权凭证的转让则必须满足“合意+登记+控制转移”的要件，平台登记记录是确权的唯一依据。这意味着电子债权凭证不具备票据式的流通特性，也不适用《票据法》的追索权体系。当电子债权凭证出现拒付，受让人或质权人并不能像票据那样向所有前手追索，只能依据民法典的债权让与或质押规则主张权利。因此，本案银行要求受让人与核心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逻辑基础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银行在本案中同时主张电子债权凭证债权与借款合同债务，属于典型的“请求权叠加”。但质押关系与借款关系是并列存在的独立法律关系，法律并未允许将两套权利合并为同一诉讼请求。银行必须在“行使质押权”或“主张借款合同权利”之间二选一，而不能“二者兼得”。这一原则既符合请求权竞合的司法逻辑，也避免了债务责任的无边扩张。

受让人的民事责任亦应严格限于《民法典》框架。若受让人提供的电子债权凭证存在瑕疵，导致质权无法实现，则需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银行选择走借款合同路径，则受让人按约还款。但应注意，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严格的尽调义务，对应收账款真实性、核心企业信用状况和电子债权凭证登记状态应承担审查责任。若银行自身未充分核查，则其风险承担比例应与其过错相对应，而非将全部后果转嫁给受让人。

在刑事责任层面，虚构应收账款或伪造财务资料并不当然构成骗取贷款罪。只有在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欺骗手段、重大损失等要件时，才可进入刑法规制。考虑到电子债权凭证质押融资本身设有抵押物控制，且银行多数情况下未实际遭受损失，过度动用刑法将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因此，电子债权凭证纠纷应优先通过民事与监管调整解决，刑法应保持最后手段性。

司法裁判的方向

统一规则、明确边界，让信单制度回归法律本质

电子债权凭证纠纷之所以复杂，本质原因在于制度规则碎片化、各类平台标准不统一、法律定位模糊。电子债权凭证既不同于传统票据，也不同于一般债权，呈现典型的“非典型证券”特征：有因性强、依赖登记系统、具备数字化可控性。正因如此，更需要建立清晰的法律基础框架。

未来的司法和监管建设至少应推进三方面完善：其一，加快统一电子债权凭证登记体系，将各供应链平台的分散登记纳入统一的动产与权利担保公示体系，从源头减少权利冲突。其二，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信单的法律性质，确立其不适用票据追索权的裁判逻辑，统一“合意+登记”作为权利生效的基本构成。其三，强化银行在电子债权凭证融资中的审慎审查义务，将“谁受益、谁审查、谁负责”的原则落地，防止金融机构规避自身责任。

贴票宝认为，电子债权凭证是供应链金融创新的重要成果，它能够推动应收账款的数字化、透明化和标准化，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但其健康发展必须以清晰的法律边界为基础。通过统一登记、公示规则、明确权利结构、厘清责任范围，让司法裁判与金融创新形成正向互动，才能真正发挥信单服务实体经济、缓解融资难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