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长征和长津湖战役，哪个更艰难，老兵给出的答案很虐心！

一直有人问：长征和长津湖战役，到底哪一个更艰难？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位95岁的老兵，他叫李建国，既跟着中央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里拼过命。听他讲完那些埋在岁月里的经历，才明白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两场生死考验。

李建国12岁就跟着家乡的红军队伍出发，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踏上长征路。他说长征的难，是“熬着饿、躲着打，不知道哪天就倒下”。过草地时，最缺的就是吃的，刚进草地还能挖到野菜，后来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了，只能煮树皮、啃草根，实在没办法就把皮带煮软了撕着吃，嚼在嘴里又腥又硬。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国才那半截烙着“长征记”的皮带，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班长把仅有的半块青稞饼塞给他，自己却靠着树坐着，等他回头想喊班长一起走时，人已经没气了，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草根。除了饿，还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飞机天天在头顶炸，炸弹把草地炸出一个个泥坑，泥水混着鲜血，走一步陷一步。翻夹金山时，雪比人还深，风刮得睁不开眼，那座被藏族同胞称为“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的神山”，冻僵了太多战友，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栽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他的左脚就是那时候冻坏的，留下了一辈子的疤。中央红军走了一年零两天到陕北，而他跟着大部队直到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才算真正走完长征。

原以为长征已经把最难的苦都尝遍了，可1950年11月，他所在的第9兵团从华东紧急开拔，没来得及换冬装就跨过鸭绿江，长津湖的冬天让他知道，还有一种难叫“冻得扛不住”。那年朝鲜遭遇50年一遇的极寒，长津湖地区温度低到零下三四十度，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45度，呼气都能结成冰碴子。夜里在雪地里露营，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取暖，裹着的薄棉衣和胶鞋根本挡不住寒风，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起来跑步搓手，可有的战士跑着跑着就倒在雪地里，再也没站起来。入朝第一天，全兵团就冻伤了800多人，不少连队的冻伤率后来达到了85%。

他们连队守在死鹰岭，那是美军陆战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阵地卡在公路咽喉处，丢了就等于给敌人让开了生路。李建国记得很清楚，11月27日战役打响前，全连趴在雪地里潜伏，没人敢动一下，怕暴露目标。身边的小战士才18岁，来自江南，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冻得牙齿打颤，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天亮时，李建国想叫他换个姿势，才发现人已经冻硬了，手指还扣着扳机，眼睛盯着敌人来的方向。那天早上，他们连冻僵了8个战友，活着的人把他们抱进战壕，想用体温捂热，可怎么捂，身子都是凉的。后来他才知道，整个战役中，咱们志愿军出了三个“冰雕连”，全连战士冻成冰雕，最后仅两人生还。

打仗时的难更是没法说，美军的飞机跟苍蝇似的没完没了，炸弹把山头炸得光秃秃的，冻土块砸在身上生疼。他们的步枪冻得拉不开栓，手榴弹的引信受了冻，有的扔出去半天才能爆炸。粮食也跟不上，主要就是炒面，炒熟的面粉混着杂粮，没油没盐，冻得硬邦邦，咬一口硌得牙酸，只能抓一把雪就着咽下去，有时候连炒面都没有，就吃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化一层啃一点。李建国的右胳膊就是在争夺1419.2高地时被弹片划伤的，伤口冻得麻木，直到战斗结束才发现流了好多血，后来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不过他也记得痛快事，咱们兵团在新兴里全歼了美军的“北极熊团”，就是第7师第31团，击毙了他们的团长麦克莱恩，还缴获了团旗，这可是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歼灭美军团级部队。

有人问他，长征和长津湖到底哪个更难？李建国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他和战友在长津湖阵地的合影，每个人都裹着单薄的棉衣，脸冻得通红。他说：“长征难，难在没吃没穿还被人追，走了一年多，翻了67座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心里就一个念想，要活下去、要到陕北；长津湖也难，难在冻得要死、武器不如人，冻伤的战友比战死的还多，可心里想的是不能让外国人打到家门口，得给后人保住安稳日子。”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颤：“没有哪个更难，都是拿命拼出来的。长征时，我看着战友饿死在草地、摔下山崖；长津湖时，我抱着冻僵的小战士，他还没来得及见一眼新中国的春天。这些苦不是用来比的，是用来记的，记着有人替我们扛了最难的事。”

现在的我们，可能没法想象啃树皮、冻成冰雕是什么滋味，但我们应该记住，不管是长征路上那半截皮带，还是长津湖阵地上的冰雕，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你说长征和长津湖哪个更难？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人愿意站出来，把最难的担子扛在肩上。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