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若滋
聊一聊最近一个月我看过的书。阅读和写作是我目前的主要日常生活。
参加完《历史的钟摆》新书分享会之后,我开始看这本对历史学者的访谈集。看完之后,对学者们的治学,有想更深入了解的愿望。想起来还有施爱东的《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就接着看起来。
施爱东是我们民俗学的重量级学者,施老师自己说,如果你只看前两章,都是学术八卦,真正的治学之道在后面的章节。确实如此。因为我也曾经是民俗学专业中的一员,他书里讲的很多事例,就非常有体会。施老师做了一辈子民俗学研究,终于用一本书把怎么做民俗学研究讲清楚了,如果这是我们当初刚上学时就读到的,该有多好啊。但转念一想,那时候的施老师也是跟我们一样在摸索吧,只有经过大半生的求索,才能总结出这些真知灼见。
他讲到民俗学者要在平常中发现异常,资深的民俗学者,会觉得值得做的课题做不完;而初入门的学者,会觉得无题可做、无从下手。确实就是这个感觉。这是因为初入门时,人们往往对某一领域的了解还太粗浅,颗粒度不够细。
看完《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之后,又看了葛兆光先生的新作《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虽然是纯学术讲稿,但一点不枯燥。葛先生讲道,“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个别案例的根本解决,而是提出问题、提供线索,通过关键性案例,引发对整体历史的重新审视。”看这本书又一次确认,学术研究应该深入到何种深度与细微之处。
还有“问题意识”,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我远离学术许久,这几个字曾经暗淡得近乎消失,如今它终于又闪闪发光。《余音不绝》里写道:“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迟早会因为失焦而沦为技术和专业,因缺乏关怀而渐渐失去热情。”我所认识的颇有建树的学者,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你对什么有疑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疑问?你将如何找到答案?这背后,就是推动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努力做些什么的力量,这种推动的力量就是因之而起的热情,也可以视为心中的能量火焰,带来的光与热,足以对抗挫折,也足以对抗虚无。
出行的时候,我还带了一本书,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每天陆陆续续看一点,逐渐看完。他评价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与戏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说清了阅读的本质。阅读是自我完善,阅读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我们读书不仅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人,而且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
在我的感受中,阅读可以说是最好的孤独。布鲁姆说:“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在他看来,我们或许无法认识更多的人,但阅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本来的样子”。
最后他说,“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我虽然比他年轻得多,但我也知道,我也要读好东西,不虚度时间,因为人不是终有一死,而是随时会死,幸运的话,那个“随时”会来得晚一些。
想起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私货》,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作“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是说他岳父有很多书,去世之后,处理他的藏书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解他的岳父——“放弃了博士学位,并下海从商。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始终保留着学者和旅行家的本性。”我也曾放弃了人类学博士的考试,一头扎进企业管理咨询行业,没有耐心读小说,因为当时感觉自己进入不了那个情境和世界。虽然如此,我仍然买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放在我书房书柜里与视线齐平的地方。像詹姆斯·伍德他岳父一样,“为了一颗治学之心……代表一种理想,一个抽象的乌托邦,一个没有盛衰兴亡的复兴之国”。
可詹姆斯·伍德写道,“我开始讨厌他的藏书癖,这种癖好在他死后,同其他任何一种物欲相比都没有什么不同。”看到这里我对自己说,如果能活到93岁,最晚90岁的时候,就要在家人的帮助下,处理掉我的藏书,不给后人添麻烦。
虽然我也曾在父亲读过的书页中,发现过一片平坦的深紫色玫瑰花瓣,心里一动,但是他的大部分书,我都已经放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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