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张军扩：有效释放内需潜力要标本兼治

“十五五”期间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应当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投资止跌回稳。二是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要将这一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当前内需，特别是消费领域面临的深层矛盾。我国消费市场总体规模庞大，但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内需潜力充分释放的主要障碍。

首先，消费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需要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能否有效释放内需潜力特别是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对于“十五五”期间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关键且基础性作用。导致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既有短期外部因素冲击及市场波动性原因，更有中长期结构性原因。所谓中长期结构性原因，主要是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无论与主要经济体水平还是与各国相似发展阶段水平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都存在偏低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目前在耐用消费品、餐饮等实物性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性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

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影响，我国居民形成了比较强的节俭意识和储蓄动机。因此，解决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持续加大力度显著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而服务性消费不足，既与保障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足有关，更与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面临不少短板弱项有关。

基于以上认识，“十五五”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需要标本兼治，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一是逆周期性鼓励消费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性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性消费，特别是要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问题，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和水平变化需要，以较大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供给侧政策力度，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加大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特别是要针对国内急需而供给难以满足的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更好满足需求。

其次，投资需求空间依然不小，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支持。“十五五”期间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应当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投资止跌回稳。二是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在房地产大规模扩张结束之后，如何推动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从而顺利实现房地产发展模式的新旧转换，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既关乎当前经济的稳定回升，也关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的稳定增长。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房地产投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但以解决住房“好不好”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这既包括居民对更高品质住房的调换需求，也包括对老旧楼房、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业主、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和积极性。

从促进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角度看，在通过持续扩大内需政策加以应对的基础上，还需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企业预期和信心。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非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和协调，避免一些正确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形式主义或层层加码而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成干扰。

另外，在对外资开放方面，近年来我国已经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在服务业开放方面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力度越来越大。“十五五”期间，在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按照中央要求，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边境后”、制度型改革和开放，包括政府审批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通过“边境后”改革的深化，充分发挥开放政策对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作者：张军扩

文字编辑：张家铭

新媒体编辑：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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