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出租车司机偷戈雅名画，只为 “讨个看电视的钱”，史上最 “离谱” 的艺术盗窃案

在艺术史上，盗窃案往往与 “精心策划”“巨额赎金”“国际走私” 挂钩，但1961年发生在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威灵顿公爵肖像》失窃案，却颠覆了所有人对 “艺术盗窃” 的认知：小偷不是专业大盗，而是个61岁的失业出租车司机；盗窃动机不是倒卖赚钱，而是为了抗议 “看电视要交重税”；甚至连作案过程都像一场荒唐的闹剧——他躲在美术馆卫生间里等到闭馆，顺着管道爬进展厅，抱着画就从后门溜走，全程没触发任何警报。

这场被称为 “史上最离谱的艺术盗窃案”，在《世界名作流浪史》里被详细记录。而故事的主角，就是戈雅绘制的《威灵顿公爵肖像》——一幅见证过滑铁卢战役荣光，却因一场 “搞笑盗窃” 变得家喻户晓的名画。

先说说这幅画的 “前半生”：它本是 “胜利者的战利品”

在被偷之前，《威灵顿公爵肖像》已经有过一段 “传奇经历”。

1812年，英国将军阿瑟・韦尔斯利（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西班牙击败拿破仑军队，短暂进驻马德里。作为 “反法英雄”，他特意请当时西班牙最著名的画家戈雅为自己画像——那时的戈雅已经聋了，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威灵顿公爵的 “战场气质”：画中公爵穿着红色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眼神锐利如鹰，连嘴角紧绷的弧度，都透着 “刚打完胜仗的严肃”。

可威灵顿公爵本人并不喜欢这幅画。据说他摆姿势时总抱怨 “马德里的夏天太热”，看到成品后又嫌 “画得太凶，不像自己”，直接把画留在了戈雅家。直到两年后，威灵顿在维多利亚战役中彻底击败法军，戈雅特意给画像添上更多勋章，才算给这段 “艺术家与模特的尴尬合作” 画上句号。

1812年夏天，戈雅为威灵顿公爵绘制的肖像（左）、1814年，戈雅为画像增加了将军被授予的奖章和勋章（右）

后来这幅画被威灵顿的哥哥收藏，又传给家族后代，1961年才被英国国家美术馆收购——当时美术馆花了1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200多万人民币），还特意办了盛大的开幕展，谁也没料到，两周后它就被一个失业老头 “抱走了”。

盗窃现场：躲卫生间、爬管道，史上最 “业余” 的作案

1961年8月21日凌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保安像往常一样巡逻，却发现39号展厅空荡荡的——原本挂在墙上的《威灵顿公爵肖像》不见了，只剩下墙上的挂钩和画框残留的痕迹。

警方调取监控时才发现，前一天闭馆前，一名老头躲进了男士卫生间。等工作人员下班，他顺着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展厅，用随身携带的美工刀轻轻割下画框（因为画是用钉子固定在墙上的，他甚至没用到撬棍），然后抱着画布从后门溜走——整个过程不到 20 分钟，没碰任何其他展品，也没触发任何警报。

19世纪中叶，伦敦海德公园，有一道威灵顿拱门，拱门上是威灵顿公爵的骑马雕像

更荒唐的是，邦顿逃出美术馆后，直接把画塞进一个布袋子，让儿子约翰骑着摩托车带回家，藏在了卧室衣柜的最底层——旁边还堆着他的旧西装和妻子的毛衣。

第二天，英国媒体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头版标题写着 “国家美术馆史上首次失窃！戈雅名画不翼而飞”，警方悬赏6.5万英镑追查，甚至怀疑是 “国际艺术走私团伙” 作案。可谁也没料到，小偷只是个想 “讨说法” 的失业老人。

动机曝光：为了 “看电视的权利”，他要 “给政府一点颜色看看”

邦顿之所以偷画，背后的原因又好笑又心酸。

他原本是个出租车司机，因为近视严重被迫退休，每个月只有8英镑养老金。那时英国政府规定，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必须每年交14英镑电视税——这笔钱对邦顿来说，相当于两个月的养老金。他多次向政府抗议 “税太重，穷人看不起电视”，却没人理会。

“既然他们不听，我就偷幅画，让他们知道穷人的难处。” 邦顿后来在自传里写道。他选《威灵顿公爵肖像》，理由也很简单：“这幅画刚被买下，媒体关注度高；而且画框不大，我一个人能抱走。”

偷画后，邦顿没着急卖，反而开始 “跟政府谈判”。他给《星期日电讯报》寄匿名信，信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偷画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让政府把电视税降一点，再给退休老人多一点补助。如果你们同意，我就把画还回去。”

霍恩比城堡，利兹公爵的宅邸，威灵顿的肖像在这里保存了近一个世纪

警方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直到邦顿在信里准确描述了 “画背面有个红色标签，上面写着‘1961年购入’”，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小偷。可邦顿接下来的操作更离谱：他一会儿说 “要在伦敦塔桥还画”，一会儿又变卦 “得在海德公园见面”，甚至要求 “警方不能带摄影师，否则就烧画”，把警方耍得团团转。

结局：画还了，人判了，却成了 “全民同情的小偷”

1965年，在偷画4年后，邦顿终于决定 “自首”。他把《威灵顿公爵肖像》（不带画框，因为画框被他儿子弄丢了）放在伯明翰新街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给警方打电话：“画在27号寄存柜里，密码是1234。”

警方找到画时，发现它被裹在旧报纸里，除了边角有点磨损，完好无损。而邦顿面对审讯时，还在坚持自己的 “初衷”：“我没伤害画，也没要赎金，只是想让政府关注我们这些穷人。”

法院最终判了邦顿3个月监禁，罪名却是 “盗窃画框”（因为画本身被完好归还，画框却找不到了）。这个判决引发了英国民众的同情——有媒体写文章《一个为看电视偷画的老人》，甚至有公司聘邦顿做 “安保顾问”，让他给企业讲 “如何防范业余小偷”。

宣传向可能提供被盗画作下落信息的人提供奖励

而那幅《威灵顿公爵肖像》，也因这场 “离谱盗窃” 成了 “网红名画”。现在它仍在英国国家美术馆39号展厅展出，旁边还特意放了一块说明牌，写着 “1961年曾被盗窃，后被完好归还”。常有游客站在画前调侃：“原来连公爵的肖像，也有过被‘抱走’的尴尬经历。”

后记：一幅画的 “幸运”

在《世界名作流浪史》里，作者费德里科・加西亚・塞拉诺写过一句话：“艺术品的流浪，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

《威灵顿公爵肖像》无疑是 “喜剧那类”—— 它没像其他名画那样经历战争掠夺或火灾损毁，反而因一场 “搞笑盗窃” 被更多人记住。而邦顿的故事，也成了艺术史上的一段 “另类注脚”：它让我们知道，艺术品不只是博物馆里的 “高冷展品”，也可能因为普通人的荒唐与坚持，变得有温度、有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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