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军委决定对邓稼先解密，许多亲友问许鹿希：他还活着吗？

“许老师，报纸上说的邓稼先…是咱们认识的那个稼先吗？”1986年6月24日清晨，电话那头沙哑的嗓音让许鹿希握着搪瓷杯的手猛然一抖。滚烫的开水溅在桌面上，洇湿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两弹元勋”四个铅字在晨光中渐渐模糊。这个等待了二十八年的问题，终究伴着初夏的蝉鸣扑面而来。

世人多记得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却鲜少知道当天北京医学院实验室里的许鹿希正专注调试显微镜。她记得那天窗外的杨树沙沙作响，走廊里突然爆发欢呼，学生们雀跃着喊“咱们也有争气弹了”。实验室的白炽灯管嗡嗡震颤，她扶了扶滑落的眼镜，将切片对准光源——就像丈夫每次离家前，总会把孩子们的作业本在书桌上码得整整齐齐。

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始于1958年深秋。某个飘着桂花香的夜晚，邓稼先在四合院的石榴树下徘徊良久，军大衣兜里揣着钱三强亲笔写的调令。“往后写信该寄去哪儿呢？”许鹿希晾着白大褂突然发问，惊得丈夫手里的烟灰断了一截。月光漫过垂花门，她看着这个总把物理公式写满厨房玻璃的丈夫，突然读懂了他眼底闪烁的星光。

保密条例像道无形的藩篱。每逢年节，邻居们总能瞧见许家媳妇拎着两斤猪肉独自往菜站去，蓝布衫口袋里总装着揉皱的电报单——“母病速归”四个字被指腹摩挲得发毛。1964年原子弹试爆前夜，协和医院特护病房的留声机反复播放《苏武牧羊》，邓母枯瘦的手掌在越剧唱腔里微微颤动。护士记得许鹿希整夜攥着婆婆的氧气面罩，直到东方既白才哑着嗓子说：“妈在等稼先放的大炮仗呢。”

大漠深处的故事偶尔会从缝隙里渗出来。某年春节孩子们在堂屋摔响炮，五岁的女儿举着《儿童时代》问：“爸爸是不是在画里造卫星？”画报上蒙着口罩的科研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许鹿希瞥见那人露在袖口外的上海牌手表——和丈夫离家时戴的那块一模一样。她往孩子嘴里塞了颗大白兔奶糖：“爸爸在给国家缝件特别厚实的棉袄。”

1979年那个致命的核弹事故，邓稼先瞒了妻子整整三个月。直到某天许鹿希在丈夫的衬衫领口发现放射性尘埃检测标签，标签背面用钢笔草草记着核辐射当量值。她站在水槽前搓洗衣物，肥皂泡裹着检测数值浮沉破灭，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桂香氤氲的秋夜——原来命运的伏笔早就藏在月光里。

1985年初冬的庙会格外喧闹，邓稼先执意要买串冰糖葫芦。许鹿希望着丈夫佝偻着背挤在人群里，呢子大衣下空荡荡晃着，蓦地想起新婚时他挺拔如白杨的身影。护城河的冰面咔嚓作响，邓稼先突然孩子气地咬下整颗山楂：“当年在戈壁滩，老钱他们偷藏的山楂罐头，还没这糖衣脆生。”许鹿希别过脸，把围巾又给他绕紧两圈。

病榻上的最后时光，邓稼先常盯着输液管发呆。某日暴雨如注，他忽然撑着身子要纸笔：“得把参数验算完，美国人的计算机比咱们快十倍不止。”许鹿希默默调亮台灯，看着丈夫颤巍巍的字迹爬满稿纸，恍惚看见二十八年前那个在石榴树下徘徊的青年。监护仪的滴答声里，她终于问出埋藏半生的疑问：“那年要是没应下钱部长……”邓稼先笔尖一顿，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希希，记得咱们北医操场东头那棵枣树吗？每颗枣子都长在它该长的位置。”

解密报道见报当天，四合院门前的青石阶被访客踏得发亮。许鹿希立在影壁前接待故旧，恍惚看见穿列宁装的小姑娘抱着病历本匆匆跑过——那是二十八年前出门买菜的自己。夕阳把“两弹元勋”的讣告染成橙红色，她轻轻抚过丈夫最常坐的藤椅扶手，终于读懂了他当年说的“棉袄”：原来是要把整个民族的冷暖都裹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