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下，刘思慕奔波万里，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虎口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方文的“三个骨干”只剩陆海防还留在上海，除原来的翻译工作外还接管了湖北情报站，而且与华尔敦变成了直线联系，这为以后华尔敦的被捕埋下了伏笔。

华尔敦接任佐尔格后，两年多时间里安全平稳运行，直到黄维祐向武汉派出了交通员关兆南（关允南？）。

军统武汉站的毛人凤等人从一封电报副本中捕捉到信息，关兆南在汉口失事。

严刑审讯是情理之中的事，关兆南对组织的内情、人员等情况一概没有交代，为使自己能交保获释和给组织报警，提出要给上海某个联系信箱写信。

军统便让他写信到那个联系信箱，关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头失利、希望亲属派人来接回等语，特务没看信的内容、也允许他自己将信投入邮筒。

但邮件是军统的特权，这封信自然被翻出来检查，而后又通知军统上海区，监视这个信箱。

这封语焉不详的信被另一个交通员陆独步取走，信的内容未能引起华尔敦的警惕，而是亲笔用德文写了一封给刘思慕的信，让黄维祐交到第三个派往武汉的交通员陆独步手上，灾难便无可避免的发生了。

陆独步自然被全程跟踪着，等到陆独步踏上前往汉口的轮船甲板，军统便知道鱼儿上钩了。

陆独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严刑之下交代了接头时间、地点和暗语。刘思慕极富传奇色彩的万里大逃亡由此开始。

刘思慕与妻子曾菀按黄维祐通知的时间前往汉口太平洋酒店，准备与交通员接头，发现酒店里的人员形迹可疑而警觉，便没有进去，在一个照相馆里给酒店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某某在不在？”，电话那头马上回答“在的在的，请你马上过来。”刘思慕越加起疑，带着妻子回到家中，先将情报密件销毁，再给黄维祐发电，暗示接头失败。

这时的华尔敦感觉出事了！急派黄维祐乘飞机赶到汉口，与曾菀接上头，让他们一家紧急撤离。

刘思慕也接到了上海发出的“老父病危”电报，这是约定的最高级别警号。

刘思慕向甘乃光请假获准，先行出发，绕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与妻子曾菀约定，曾菀带三个孩子晚几天出发直接坐船到上海，谁先到上海就先住进东亚饭店等待会合。

两三天后曾菀也向甘乃光辞行，“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大概从那时起，特务开始怀疑陆独步要接头的人就是刘思慕。”

黄维祐借来蒋浚瑜家的小汽车到轮船码头接曾菀时，曾菀已乘东亚饭店的接客车去了酒店，黄维祐给陆海防打电话，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东亚饭店。

电话打完后黄维祐去东亚饭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黄维祐告辞后，陆海防来了，主要是想打听弟弟陆独步的下落。

而此时的陆独步已被军统押回了上海，军统首脑戴笠也赶到上海，亲自主抓此案。

尾随曾菀母子跟踪到东亚饭店的军统特务住在曾菀隔壁监视，黄维祐借来的汽车牌照被记录，陆海防从曾菀房间出来后即被沈醉等几人追捕，他们以为陆海防就是刘思慕。

陆海防被沈醉用手枪托打掉门牙后被拘捕，刑具刚摆出来还没用，陆海防就怂了，于是便成了沈醉笔下“叛变速度最快的共产党人”，并立即带沈醉等人在福煦路的接头地点抓捕了身穿雨衣、手撑雨伞、个子不高的华尔敦。

这时的黄维祐还不知道陆海防已被捕，但总感觉东亚饭店要出事，便以带曾菀母子出去看戏吃饭为名，带他们移住到沧州饭店。

第二天刘思慕赶到了东亚饭店，前台告诉他昨天有位小姐带他们出去看戏至今未归。

刘思慕联络黄维祐后在沧州饭店与家人会合，曾菀去东亚饭店取行李，账房先生告诉她说“你得当心，你一来就有人跟着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连行李也不要了，转头回去告诉了刘思慕。

也就在这时，黄维祐失联了。刘思慕便联系了留德同学“黑牡丹”程其英（程远），程其英带着他们一家在上海躲了两天，得知陆海防、华尔敦已被捕后，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带着刘思慕一家逃亡到程其英的苏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这几天里，陈绍韩、黄维祐、汪墨清、交通员胡光林、翻译员俞瑞林、蒋浚瑜等先后被捕，刘思慕、肖炳实等人被明令通缉。

军统追到苏州时，刘思慕已从苏州逃到太原，隐藏在留德同学杜任之（地下党员，时任阎锡山秘书）那里，程其英、陈文杰为掩护曾菀母子脱身，以“窝藏共党分子”之罪被抓。

军统追到太原，刘思慕逃到石家庄，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济南，又从石家庄逃到济南的留德同学江涛声那里，与曾菀母子会合。

江涛声应刘思慕之请，前往泰山向隐居的冯玉祥求救，冯玉祥慨然应允。

刘思慕一家从济南乘车到泰安，冯玉祥派了自己一个连的手枪卫队在泰安火车站接站，在大雨中连夜将刘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阳观。

接下来，江涛声被捕，交代了刘思慕藏在泰山冯玉祥处，“国民党特务机构就派来三四百人，驻扎在泰山脚下，向冯玉祥要人，并恫吓要搜山。”无奈中，刘思慕打电报给自己的六妹刘英，上泰山接走了三个小孩。

接着冯玉祥派小舅子刘连海将刘思慕夫妻送下泰山避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逃到广州，后又从广州逃到日本。奔波万里，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虎口。

陈立夫后来曾说“刘某人真是祖坟风水好，竟然给他逃掉！”

国民党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燧元

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

华尔敦除了在法庭上骂过陆海防一句“叛徒”之外，在整个审讯、审判过程中都是零口供，军统连他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只能以“怪西人”代指，报纸上更是把“怪西人案”渲染的神秘莫测。

华尔敦的零口供，保护了陆海防情报组之外的所有情报人员，唯独袁殊是个意外事故。

潘汉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苏区，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汉年的继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连的大破坏又迫使武胡景、侯志、王子春等人也紧急撤往苏联。

潘汉年发展、王子春单线联系的袁殊（曾达斋）就与党组织失联了。袁殊找到夏衍说有重要情报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帮助接上关系，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信”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则把“信”直接交给了华尔敦。

华尔敦认为袁殊是一个好的情报员，接受了他的组织关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并把他归到陆海防情报组，由情报组的交通员“小李”与袁殊单线联系。

蔡叔厚告诉夏衍，袁殊的事办妥了，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华尔敦虽然没有口供，但是军统从他身上搜到的笔记本里却看到了袁殊的名字，与袁殊关系很好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顶头上司吴醒亚找他谈话，让他讲明白与“怪西人”的关系，袁殊确实不认识华尔敦，自然至死不认。

交通员“小李”被带来，指认袁殊说“就是他！”

陆海防被带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丽的笔迹才知道陆海防就是曾给他作过指示的上线。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王莹被捕，夏衍差点被捕，成为袁殊一生最讲不清楚的污点。

后来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重提此事，再次说明袁殊是个变节分子。为此两家积怨很深，袁殊的儿子曾龙在他的《我的父亲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见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边让夏衍隐蔽，一边想出计谋救袁殊，将袁殊被军统“绑架”的消息透露给日本驻沪领事馆。

日本驻沪领事泉知道袁殊是他的前任岩井英一发展的情报眼线，旋即在报纸上发表袁殊是与日本亲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释放帝国将采取措施的声明。

声明发表后，军统即停止对袁殊的审讯，赶紧将袁殊、陆海防、黄维祐等人押解到武汉进行审判。

华尔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干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汉，同案处理。

怪西人华尔敦

怪西人案审判之前，潘文郁经蒋介石亲自下令被处死，关允南、陈绍韩经军事法庭审判，也已被武汉行营军法处一并枪决。在这里就有个疑问，关云南究竟是谁？

如果关兆南、关云南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被枪决一定是他先前隐瞒了一些重要情况、但后来被军统查实了，军统不认可他是一个变节分子而且非常恨他；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关允南就是一个烈士，但为什么查不到一丁点关于关允南的记录。

在审判中，黄维祐把蒋浚瑜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蒋浚瑜在银行家父亲的保释下很快出狱。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上下活动后，袁殊被判刑两年半，最后只在反省院呆了八个月，“养得白白胖胖”后就出来了。

黄维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面抗战后被武汉八办从狱中接出，加入了八路军。黄维祐后改名黄君珏，在日寇对太行山大扫荡时，为免被俘虏而跳崖牺牲。

“怪西人”华尔敦判刑15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终于与蒋经国互换成功）。

程其英、陈文杰、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

这个程其英（程远）年轻时是大家闺秀，貌美如花，追求者甚众，早年曾与杨虎、陈群厮混，成为她日后命运坎坷的根因。陪李宗仁归国的程思远是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程思远与出狱后的文强晤面，自然为程其英的悲惨结局感叹。程思远给文强出了一副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强马上对了下联“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在圈内传为佳话。

陆海防、陆独步兄弟全部加入军统，解放前夕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镇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国际组情报人员也是惊险万分：

当军统得知肖炳实在日本，便要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引渡肖炳实，但肖炳实已悄悄潜回北平，在蔡叔厚接应下又潜回上海，最后在在蔡叔厚护送下，吴先清、肖炳实成功撤往苏联，蔡咏裳接着也撤到了苏联。

蔡叔厚由于掩护撤离行动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学、绍兴机电公司的股东汤恩伯，汤恩伯把王新衡介绍给蔡叔厚，拍着胸脯向王新衡保证蔡叔厚没问题，王新衡便撤销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后来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陈翰笙从日本返回上海接头，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保护，最后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为躲避检查，陈翰笙被锁在船长室的卫生间内直到轮船驶出吴淞口。

沙文汉、陈修良从东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组织，却碰到了“交通员小张（张文秋）”，但后来连小张也找不到了，只好潜伏下来以写文章投稿为生，后来是季明主动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电影演员王莹在被捕两周后被释放，后与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结为夫妻，谢和赓也是赫赫有名的中共情报人员。

“怪西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远东情报局虽遭受损失，但正如夏衍所记述的“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也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只是远东情报局的冰山一角而已。

而远东情报局的活动在此案后又迅速恢复，比如肖炳实后来从苏联进入新疆，先在新疆边务处从事情报工作，后在甘新宁地区特别是兰州地区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后，李先念率部分红军经星星峡进入新疆，苏联红参在迪化从这批红军中抽调了数十名军官，用飞机秘密运送他们至苏联培养国际特工的训练基地——达拉索夫卡亚军校。

训练结束后将他们全部派回中国从事情报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清情报小组，蔡叔厚结束新疆边务处的工作，再次受周恩来的派遣，加入到高清小组。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国际组情报人员一度陷入混乱和孤立，由于相关人员都是紧急撤离，散落各地的情报人员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好在所有中共的情报人员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义派遣的，他们就顺着这条线找党组织，如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通过张文秋找不到组织，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开启他们在上海、南京最辉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王学文领导的湖南小组、高原小组、日籍小组始终没有遭到破坏，上海情报科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建的，以后更是登上了情报事业的巅峰，周恩来曾盛赞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是“国宝”级的情报员。

1984年袁殊与潘汉年妹妹

袁殊后来在潘汉年领导下更是大展手脚，屡立功勋。从现在来看，他拥有过中共、共产国际、中统、军统、日本外务、汪伪政权、青帮等七重身份，在情报界和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神秘的牛兰夫妇案、怪西人案在当时的大国博弈中都是糊里糊涂结束的，今天的我们透过层层迷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个案件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