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木匠”受邀出席中央宴会，罗青长：老大哥，我向你敬一杯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的枪声尚未停歇，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党员踩着炮火后的碎玻璃，冲进静安寺路一间被临时征用的敌伪审讯室。他四处翻找，想确认徒弟李白的下落，空荡的房间给出的却只有沉默。门外天色微亮，他看了看腕表，深深叹了口气，转身消失在弄堂里。此人正是后来人称“木匠”的涂作潮。

三十一年后，1980年2月的一张烫金请柬摆在他案头，落款是中央调查部。老人皱着眉摇头：“宴会有什么好去的？”儿子涂胜华却劝：“去吧，认识的老同志多。”软磨硬泡半晌，老人点头，只说一句：“看几分钟就走。”

当晚，北京西长安街的一处小礼堂灯火通明，十桌而已，席间几乎座无虚席——参谋长、部长、司长，个个都是在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涂作潮到得很早，扫视一圈，挑了最靠墙的位置落座，埋头夹菜，几乎没抬眼。有人注意到他，那双沾过松香的手握筷子仍稳如当年焊接线路。

第三巡酒刚过，邻桌传来“扑通”一声，华克之喝得太急，一屁股栽到桌下，众人忙扶起。喧闹中，一位面色红润、身着灰呢中山装的老人端酒而来，先微躬：“涂老、老大哥、老前辈，我敬您一杯。”此人正是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四周瞬间静了，目光齐刷刷落到两位花甲以上的老人身上。涂作潮抬杯，轻轻碰盏，一饮而尽，仍不多话。

为什么罗青长以“老大哥”相称？答案要追到半个世纪前。1903年，涂作潮出生在长沙西乡，一家六口靠给人做木屋撑梁过活。13岁辍学，当木匠，这门手艺后来变成绝佳掩护。1920年，他加入湖南劳工会，拉大锯扛木料的间隙，常和工友议论罢工。1924年，他在上海正式入党，资历比不少开国将领还早。五卅运动后他被捕，党组织决定把身份已暴露且脾性火爆的年轻人送去苏联“冷静冷静”。

在莫斯科，涂作潮先学爆破，后被临时调去伏龙芝通讯学校。数学基础薄弱，报务课几乎全挂，他干脆转攻机务。课堂里别人记公式，他把零件拆开再装回；教员看得发愁，却不得不承认这小个子手极稳。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他作为代表列席，座位挨着邓颖超，周恩来见他干脆利落，笑道：“木匠，手脚快。”代号至此确定。

1930年归国，李强负责上海无线电联络，苦于设备稀缺。涂作潮拿废旧收音机，两天一夜搞出一部简易电台，实现了党史上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话。随后他赴中央苏区，抗疟疾、躲封锁，一路维修电台，一路改进晶体管。长征时患疟疾掉队，靠草根野菜支撑，竟徒步走了五千多公里才和组织重新接上线。

1936年，他被派往西安，刘鼎要求“体积最小、功率合适、花钱最少”的新电台。涂作潮逛古玩市场，用十五块大洋买下二手日本收音机，改装成五瓦哈特莱机，很快与延安对通。刘鼎满意，却又要一台一百瓦的。缺零件？木匠拆旧留声机、拆壁灯变压器，手绕线圈，三周后满功率测试成功。史沫特莱就是用这台电台对外播报西安事变真相。

地下生涯最危险的几年在上海。1939年冬，他与潘汉年重建地下电台，化名蒋林根，开了家“福声无线电行”。米店老板一次打牌脱口而出：“你像共产党。”他这才意识到，没有家庭太惹眼，于是提出找个“最好不识字、还带孩子”的妻子。理由简单：真出意外，对方什么也说不出。1942年李白第一次被捕，他紧急撤离，临走嘱咐妻子：“若我回不来，带孩子去北边找姓毛的，饭总会有。”语气平淡，实际是生死托付。

解放后，很多老同志进了政府机关，涂作潮却选择留在工厂。他当过上海电机厂党委委员、厂长助理，技术职称三级工程师，行政级别司局级——若无档案，很难想象这位慢声细语的技术员曾改写过中国通讯史。罗青长早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木匠”的事迹耳熟能详，所以1980年的那杯酒，是后辈向前辈的致敬。

宴会散场时，老部长们三三两两围住他，问西安事变的电台怎么避开测向？问长征途中怎样用马蹄铁改线圈？老人微笑答：“材料好坏先放一边，脑子要活。”说罢拄着拐杖慢慢离席。一位参谋暗暗感叹：真正的高手，从来不靠头衔发光。

当年的徒弟李白，姓名刻在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碑上；老木匠的名字，藏在工厂老花名册的角落。1985年，涂作潮病逝，遗嘱只有短短一句：“把工具留给车间。”别的什么都没提。至此，“木匠”这一代人完成了角色转换——从地下战线的无影之兵，到和平年代的无名工程师，光环淡了，分量却从未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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