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一、天皇制相关研究状况及其形态概述

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根源之剖析，中外学术界往往将其定位于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与国家神道。也即普遍认为近代天皇制与国家神道才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源泉。持这种观点及研究视点的学者，在日本以井上清、村上重良等，在国内则以王守华等为代表。

井上清在其著作《天皇制》里力论真正意义上的天皇制乃为近代的产物，也即近代天皇制才是产生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源泉。村上重良与王守华则分别在其著作《国家神道》与《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里阐明了国家神道乃为近代的产物，是军国主义的根本精神源流。这类观点及研究方法似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井上清的“唯物主义式”的研究甚为权威，以致中国学术界似乎普遍以此作为官方权威定论，如吴廷俅的《日本史》、翟新的《日本天皇》、蒋立峰的《日本天皇列传》等似乎都沿袭了此类观点及研究视点。

笔者以为，上述权威观点及其研究虽很精深但却易产生误导，难以真正揭示天皇制的本来真实全貌与核心本质。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式的天皇制决非只是在近代才产生的，军国主义也决非仅是近代天皇制与国家神道的产物。关于这一点，王金林先生亦有所提及，他驳斥了有的日本学者“日本近代以前无天皇制”的谬论，其《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堪称天皇制研究的最新精深力作。然而，该论亦没有从天皇制神国思想史的整体及深入其灵魂内核的视点来就上述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尚欠针对性、具体性、彻底性，因而，有转换思维，重新立论的必要。

其实，远在7世纪大化改新时期，天皇制便早已以“古代天皇制”之形态而得以确立。其后，古代天皇制经过奈良全盛期，至平安时代走向衰微，发展至幕府时期成为傀儡；但天皇仍被武士统治阶级视为日本统一的象征与绝对神圣权威而被利用及尊崇，天皇制仍强有力地存活于幕藩体制之中。到了近代明治维新时期，面临西方列强大军压境之内忧外患，于幕府时代被压抑近700年而趋于名存实亡的天皇制则被作为大和民族复兴统一的旗帜被冠之于“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口号，为“幕末志士”们所恢复；且其复兴之程度远甚于古代天皇制。最后，其终于发展至天皇制之“鼎盛颠峰”期，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

战后，军国主义之绝对天皇制又被改头换面以“象征天皇制”之形态作为现代国体政体而残存下来，退回至类似幕府统治时期的“名存实亡天皇制”之形骸。但是，其“威力”绝非平安乃至幕府时期可比，其恶劣影响亦正如当今世人所共知，可谓“万世一系”、“绵延不绝”。因此，日本的所谓“国体”可自古至今笼统地概括为天皇制，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军国主义绝对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形态。此四阶段虽各异，但其内骨子里却一脉相承，可谓“万世一系”。这就是各阶段的天皇制均以天皇为日本创造、统一、复兴的象征与源泉，并以为此而神话天皇来确立与加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的“神性”为本质。也即是所谓“万世一系”之“神统皇统”，形成日本独特的所谓“国体论”，亦唤作“日本国国体之精华”。

井上清等研究者似乎从“唯物主义式”的观点出发，论证了“万世一系”及“天皇神话”的谬误。他指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若把天皇万世一系来作为自日本起源以来天皇世家的统治就一脉相传理解的话，那真是完全错误。”天皇世家自抬头至最后完全确立自己神圣绝对稳固的统治地位，其实是经历了与诸派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而并非自日本创立以来便就一统至今，也即并非“万世一系”；且此“万世一系”乃系明治维新时期由那些所谓“王政复古”者们所编造出来的。其次云：“距今2 600年以前便有神武天皇，其祖先乃系诸神，至神武天皇时才首次变为人类，其子孙也就延续至今。这完全无确凿的证据。……实在不值一提，首先神武天皇的存在就无法确信。古事记、日本书纪有关神武天皇东征、即位等记纪的记载纯所编造，并非事实。津田左右吉博士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已成为历史学家的定说。……”也就是说，天皇祖先并非神，天皇并不具“神性”。

井上清等人的研究虽然无比正确，揭示了天皇神话的谎言，但其观点首先易误导人们以为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天皇制乃近代的产物。其次，其站在神国思想外面对天皇制进行的“局部瞎砍”式的似乎是“唯物主义式”的思维方式使得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整体面貌全非，又极易无意、客观地遮盖天皇制的本来面目与全貌，误导世人对天皇制的核心本质的彻骨理解。且大谈天皇“神性”与“万世一系”否定论，还有可能客观上无意地产生替天皇制辩解的负面影响。因为，天皇制的根本核心乃在于其对天皇“神性”的认可、信仰与崇拜，其理论支撑与思想灵魂的载体乃为其神道神国思想；过分宣扬、强调“天皇是人不是神”，将转移人们的视线，从而使人们无法穷究天皇制之本质。

我们惟有顺着日本自古以来的所谓“国学者”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所谓“王政复古”者们的思路，也即须尊重编造者们编造神话的事实与过程进行研究；换言之，“须与天皇制神国思想及神国皇国诸天孙们成为一体”，从其神国思想史的整体及深入其灵魂内核来对其进行解剖，方可认清编造的谎言的真实全貌，及天皇制的核心本质乃至军国主义的深刻根源及其当今仍阴魂不散之深刻原因。下面就沿着天皇“神性”及天皇制神国思想的形成历程，试依次对此加以论述。

二、天皇制神国思想形成历程

（一）古神话神道之古代天皇制

天皇制之根本乃在于对天皇“神性”的信仰与崇拜，远在大化改新时期确立的古代天皇制就已确立了“日本系神国，天皇是神的子孙”的神国思想。古代天皇制的神国思想乃来源于古代大和政权统一日本的政治需要及其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即古神道的信仰。随着5世纪兴起的大和政权对日本的逐步统一，大和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就不断神话天皇以加强天皇的统治权威。正如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称谓一样，并非一开始就被称为“天皇”；直到6世纪末仍称为“大王”而非“天皇”。据《日本书纪》推古16年的有关记载，遣隋使小野妹子所携带的国书中已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这是迄今所知日本君主以“天皇”代替“大王”称号的正式开始。

天皇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之句，《史记·补史记·三皇本纪》亦记有“三皇，谓天皇人皇地皇为三皇”、“天地初立，有天皇氏”等句。汉魏时道教兴起，“天皇”成为道教称天帝时的用语，主要指天上神仙们的主宰者，是宗教信仰的对象。《后汉书》亦记有“观天皇于琼宫”之语。中国道教及其经典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展开传入日本，于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便借用这“天皇”二字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含有很强的宗教观念。日本统治者就这样逐渐将天皇神话为神，亦为所谓“现人神”。将天皇逐渐神话以后，天武天皇为巩固大化改新后建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遂敕令太安万侣等人，将远古流传于日本的神话传说加工改造，编写成描述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代，及天皇家族形成史的《古事记》（712年成书）和《日本书纪》（720年成书）两部官撰史书。

不仅如此，日本古代的统治者们同时还结合并利用日本自古以来便蕴含着的“万物有灵”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来神话天皇之神圣权威。于是将传入日本的中国的道教的教理和仪式与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及“记纪”（即《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神话中有关天皇的神话等结合起来，加以加工、创造，制造出了为神话天皇服务的、以尊奉天皇为神主的神道教，神道便由此而生。天皇于是便因神道而名正言顺、稳固地登上神坛，成为“神子”；日本国亦便堂而遑之成为“神国”。记纪神话便成为神道之深刻的理论来源，且因神道而变得“永恒”，其使神国之“光芒”“万世一系”，“经久不衰”。古代天皇制便如此这般地获得了其天皇之绝对的神圣权威与“神威”，并“永恒”地赋予了后代天皇制之天皇“绝对不可动摇、不可否认”的“神性”与“神威”；且因此而获得了其核心灵魂从而真正地得以确立，并确保了后代天皇制能虽曾一度遭压抑被迫变形而仍旧“万世一系”，“绵延至今”。天皇对日本的统治与天皇之“神性”就这样有效地成为一体，这便是所谓“神皇一统”，亦唤作“神统皇统”。

古代天皇制其后经历了平安与幕府时代而变为傀儡式的天皇制，天皇权力虽一度旁落，但其“神性”却随着神道的发展及其历代辈出的所谓“国学者”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神圣，其“神威”不仅依旧“威风不减当年”且更加稳固。幕府的将军们无不尊天皇为其统一日本及确保、增加自身统治权威的象征与旗帜即是绝好的明证。至明治维新时期，“幕府傀儡天皇制”一跃为军国主义之绝对天皇制，乃是其“神性”极端爆发的结果。经过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天皇制时期近千年的“日本乃神国，天皇系神的后裔”的神国观念的洗礼积淀，“神性”之能量自然一点一点地变得充足无比，最终便由量变积累至质变而化为帝国军国主义。这一过程，“国学者”们发挥了巨大无比历史作用，他们高举着“万邦无比”、“万世一系”之国体之精华的旗帜，大肆倡扬了其所谓“神皇一统”之“天祖皇祖肇国”的“神国光荣历史传统”。

（二）复古神道之国学

所谓的“国学”乃是兴盛于德川时代后期的一种学术思想流派，发源于镰仓时代，发达于室町时代，是继承德川初期儒学者的倭学之精神传统，并受元禄时代以后儒学界流行的古学复兴之风潮及其文献学式的研究方法影响而成立的。先驱者为大阪僧人契冲，他几乎与伊藤仁斋树立儒学之纯正古风的“古义”学同时期，发起了根据对《万叶集》的训诂、注释而力图恢复倭学的复古国学运动。其后，京都稻荷神社的祠官荷田春满，力倡接受倭学及儒学新学风来创立国学及国学校，并痛斥阴阳五行家之说及唐宋诸儒乃是玷污神道之糟粕，以恢复国学之古风。这是国学之创立。

继承春满国学的是贺茂真渊，他主张使国学彻底成为置其文化理想及规范于古代的道学，并斥责儒教乃人为的歪理诡辩应予于排斥。晚年，他致力于《万叶集》以前的神代的研究，斥责以往根据宋儒学对神道经典的附会解释；他说神道乃自然无为之道，抛开空假之心，只一味地对神崇敬礼拜才为古真之道。同时，他也极力地排斥佛教以正纯正之神道古风。

真渊的复古国学至其继承者本居宣长时得以集大成。宣长不仅排佛儒，就连老庄思想也一并排斥，力求“神之道的原本之道”。因此，他坚信在文献学里阐明的《古事记》的内容即为神道之本质，且将此直接作为自己的信仰。神道者乃为始于产灵神之御灵而生的神祖诺册二尊，被天照大神所传承，神孙之历代天皇未加任何私意，本着神代之原始精神而对天下实行统治的大道。因而，一般人应将古典所传说的内容信奉为神之大业，任凭神意，不立人为之意，绝对服从作为天照大神之子孙的天皇，这样才是人之道。而且，必须祭神以除污秽，令神心情愉悦。生乃为产灵神之恩惠，死乃为祸神之祸。他就如此地将《古事记》传说内容直接、原封不动地奉为其国学。宣长的这种思想及信仰可见于其《玉钅牟百首》的诗歌里。

宣长死后，其国学为其门人平田笃胤所继承，这是国学的完成及发展阶段。他在《本教外编》中主张，首先天之御中主神作为大元高祖神无始无终地存在于天上，含生化天地万物之德，主宰寂然之万有。分承此神德的高皇产灵神及神皇产灵神为创造、主宰万物的天地万有之真主。作为天神之子孙的天皇掌管着显世、统治着现民，大国主神根据国让之际的神约而掌管幽事，成为幽冥界之统治者。人死后将被产土神领至幽界大神跟前，根据生前的伦理行为接受审判后，被送入天界或冥界，获得永不尽的福或祸。现世乃暂时之世，来世才是本来之世。他就这样排斥了佛教的轮回及儒教的劝善惩恶的思想。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知所谓“国学”其实乃为复古的国学，而复古之国学的实质乃为“复古神道”，而复古神道亦为复古之学也即国学之生命。所以，国学即是复古神道。如上所叙，其由本居宣长集大成，由平田笃胤加以发展。经过历代国学也即复古神道者们的努力，古来之神道在日本思想及精神领域里的核心、灵魂、中流砥柱的统帅地位不仅丝毫不减，且以复古神道之新面貌重放光辉，使其地位更加稳固，并发展至极致，对后世及近代发挥了巨大无比的影响。

本居宣长将对《古事记》神代卷的内容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的一切，直接信奉为原始神道之内容，且将此神话传说信奉为日本之真国学；其结果使古来之神道成为了可被用于建立类似古代统一国家之理念的神道思想。因而其复古神道之国学思想也就成为了日本近代推翻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国家之思想的源泉及原动力。宣长复古神道之国学的核心或本质思想，乃在于将《古事记》等古来之神话传说奉为正统，坚信且强调日本系神之国，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国乃是普照四海万国的天照大神之御出生的神国，因而日本国才是世界万国之本原的神之国。其核心为平田复古神道所继承且被他进一步发扬光大，平田将其推进至极致，提出了所谓“帝道惟一”之根本原理。“帝道惟一”乃为平田复古神道之本质，亦是贯穿复古神道全体之原理。“帝道”原本为中国对最高之道的称呼，用日本式的念法即为“天神”之意。这道出了天皇之本质，也即中国的“帝道”到了日本则成为“天皇之道”或“皇道”。因为“皇道”乃为渊源于天之神的古道，是惟神之道，也即“神道”。

换言之，皇道即是神道，也唤作“皇统神统”或“神皇一统”，这正是本居宣长复古国学之灵魂的表现。因而，“帝道惟一”乃意味着神之道的皇道是惟一的，也即天皇系神的子孙，其统治是宇内惟一的。平田就这样根据以皇祖神为中心的古传说，将国民的祖先崇拜统一于以皇祖神为中心的崇拜，将神道化为国家式的祖神教并制定其礼仪。这种思想及精神被明治维新时期的神道政策所继承。他还宣称，应将日本之神道作为诸宗教之根源，日本国之神乃为世界之神，神道乃为诸宗教之本教。因此，立足于日本国之惟神之神道乃是日本国国体之根本原理，彻底地循此前进乃为日本国之本然的大使命，这也是日本国之历史的根本精神。宣长及平田的复古国学思想可以说简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根本罪恶温床。

如上所考察，复古神道即是复古国学，其实为日本国万世一系之神统皇统的古典论，国学者们的理想乃是使日本存活于神皇之道之中。也即是说，日本国系神之国，天皇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天皇对日本的统治就是天神对日本的统治亦即神皇一统或神统皇统。且此神道之皇道神圣无比，在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惟一的，全世界皆应归于其统治之下。复古神道及复古国学的思想对近世乃至近代的巨大影响集中表现为：其核心思想成为了日本以水户学为核心的日本“国体论”的灵魂，且与其一道对明治维新时期倒幕运动的“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政治主张及国家神道的形成予与了巨大无比的影响。神皇一统之国体论的精华又成为了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一经形成则标志着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在制度上形式上的彻底确立。

（三）江户水户国体论

深受复古神道影响而兴起的“水户学”是江户时代后期发达于水户藩的一个思想体系，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开始，以前期德川光国所设漳考馆及后期德川齐昭所设弘道馆为中心发展而来。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等，主要代表作有《正名论》、《新论》、《弘道馆记述义》等。幽谷的《正名论》构成了水户学之出发点及原型，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和藤田东湖的《弘道馆记述义》两书则构成标志着水户学的完成形态，而且就其广为流传，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这点来看，足可以被视为水户学的代表作。

《新论》系主张对陷于面临国家危机的幕府体制进行再编强化的纯政治论，《述义》则是阐述藩校弘道馆的教育精神、及与校名“弘道”相适应的“道”即武士个人的生存方式应如何的一种道德论。从《新论》中我们可以找出明治以后国家主义政策，特别是国民教化政策的原形；从《述义》中则可以看出所谓国民道德的原形，也即可看出作为近代国家日本发展支柱的大多数国民生活的理念乃至生死观的基本骨架。《正名论》云：“天朝开辟以来，皇统一姓，传之无穷。拥神器握宝图，礼乐旧章，率由不改。天皇之尊，宇内无二，则崇奉而事之。……使天下为君臣者则莫近焉，是故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严也。今夫幕府治天下国家者也，上戴天子，下扶诸侯，霸王之业也。”这是典型的尊皇论，强调天皇“宇内无二”之尊，立论幕府执政仍是以尊皇为根本前提，仍然是实施“皇道”之王道。又举丰臣秀吉及东照宫（即德川家康）虽夺取天下仍“犹执臣礼以事皇室，不敢自称王”来证明“天皇之尊自若也”。如此，天皇之绝对统治地位的君臣名分论也即尊皇论便得以确立，是名“正名论”。天皇又为何能如此地“宇内无二”之尊呢?《正名论》继续有云：“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天地父母，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州之广，兆民之众，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尝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绝域，未有若我邦也，岂不伟哉。”

也即是说，天皇之“宇内无二”之尊乃在于“赫赫日本”系“皇祖开辟”，天皇乃“圣子神孙”，其“世继”之“明德”“照临四海”，因而被“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于是，天皇之统治的“皇统”就“悠远”，“国祚”就“长久”，“若我邦”者也就“未有”也。天皇“宇内无二”之尊来源于“皇祖开辟”、“圣子神孙”，这分明是“神皇一统”也即“皇统即神统”之论调，“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而“未有若我邦也”亦分明就是“神统皇统之万世一系”论。从这儿，我们可以清楚地获知《正名论》之尊皇论其实就是复古神道也即复古国学灵魂的传续，也是日本中心主义、军国主义之罪恶的根源。这便是所谓“日本国国体之精华”，只是《正名论》里还未明确出现“国体”二字，但其精髓已高度浓缩于其中，奠定了水户学国体论的根本基调。

《弘道馆记述义》则比《正名论》更加入骨地、大张旗鼓地详述了“万世一系”之“神统皇统”的古神道的神话传说，且明确指出了这便是“国体之尊严”。其云：“天祖上同于天日，下留于宝镜。然则赫赫太阳，巍巍势庙，实天祖精灵之所在。”及至“天孙之降临下土，天祖赐予三种神器，曰玉，曰镜，曰剑。因敕曰：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宜汝皇孙就而至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矣。”在这里，“赫赫太阳”之“天祖”授予了“天孙”三种神圣无比的“神器”，“历代天皇尊之奉之”，因而“天皇之尊”就“万世自若，犹太阳自悬于天”，“宝祚之隆”亦“当与天壤无穷”；“是以国体尊严，国体尊严，是以蛮夷戎狄率服”。这是彻头彻尾的“天祖皇祖肇基”、“天孙降临”、“三种神器”之“万世一系，天壤无穷”的“神皇之道”的经典教义，所谓“国体之精华”的精髓亦正是于幕末维新之际及其以后的帝国主义历史，通过此类“经典的教义与语言”而得以充分的表述与大肆的宣扬；作为神国日本诸“天孙”之子孙的日本人的“赫赫巍巍”之帝国军国主义熊熊侵略野心及其“绝对神圣雄威、坚不可摧”的神国民族自信亦无不渊源于此。其根本亦仍是继承了自《古事记》、《日本书纪》以来的古神道神话传说，也即复古国学之灵魂。

至《新论》则更深入一步了，其“国体论”云：“昔者天祖肇建鸿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经纶天业，细大之事，无一非天者。比德于玉，比明于镜，比威于剑，体天之仁，则天之明，奋天之威，以照临万邦。迨以天下传之于皇孙，而手授三器，以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职，然后传之于万世。天胤之尊，严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义以明矣。”这是以“神圣天祖肇建鸿基”之说立论“皇统”乃“天神”之“天意”，也就是以“神统即皇统”来阐明皇室中心主义也即尊皇论，日本中心主义便也由类似此类的论调蕴育而生。又云：“天祖在天，照临下土，天孙尽诚敬于下，以抱天祖。祭政维一，所治之天职，所代之天工，无一非所以事天者，尊祖临民，既与天一矣。”于是，神道之“神人合一”、古代天皇制之“祭政合一”便堂堂登场。且“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皇祖天神者，岂忍忘其祖背其君哉。于是乎孝敬之心，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继志述事，虽于百事犹如一日。孝以移忠于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于一。……祭以为政，政以为教，教之与政，未尝分为二，故民惟知敬天祖奉天胤。所乡一定，不见异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国开基之大体也。”这里“敬事皇祖天神”之“忠孝一本”及“天人合一”、“祭政合一”乃是“祖宗所以建国开基之大体也”，也即是所谓“日本国体之精华”。这也就是《新论》开篇所云“一曰国体，以论神圣以忠孝建国”，也即是“神圣以神道设教”论。因而，“神州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在、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故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也即是说，日本乃太阳升起之处，是元气之始、天日之神，世御宸极，永恒不变；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因而可以也应该照临统治宇内。这无非是要达到一个结论，即日本国乃是“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之“神之国”，是宇宙的中心，全世界皆应归于其统治之下。军国主义思想已昭然现于其中。

以上便构成了幕末以水户学为中心的日本“国体论”之大概。从《正名论》至《新论》为主的水户国体论的主张对于当时面临西方列强外凌的严峻形势下的日本，无疑具有反帝强国（即尊王攘夷）的积极意义。但其主张及号召则正如前所叙，乃是继承了以神道为核心、灵魂的复古神道之国学的精髓，不仅如此，还对其发扬光大，其规模与声势乃至影响堪称空前。其精髓成为了明治维新时期及其以后日本国体政体之精华，也即深受复古神道之国学影响而兴起的水户国体论，与复古神道及深受复古神道之精髓支配影响的各种神道和朱子学、佛教之反动势力一道，促成了“国家神道”及军国主义体制在制度上的确立。

（四）国家神道之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及其军国主义之本质

以上近千年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的历史洪流”积淀发展，终于导致了明治22年（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其开首即云：“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立足于这一大前提下的帝国宪法以宪法形式确认了天皇祭祀大权的宗教权威及“国家神道”公开的法律地位。“古神道”于是便由“复古神道”发展至以国家政权及其根本大法宪法形式确保、由国家规模来强制进行的国教，“国家神道”遂在形式上宣告成立。

翌年，《教育敕语》亦被颁布，被作为学校教育之根本，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神道事实上的经典。于是，近代日本天皇制便得以确立。《敕语》开篇云：“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也。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此美德，此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即是把以皇祖也即神话传说上的天皇的祖先与皇宗也即以历代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其对国民之绝大的强制力渊源于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权威。这国体之教义与实践伦理的规范，以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批判、集三权于一身的天皇的名义被教化于国民。

教育敕语乃是将主张国体神圣不可动摇的教义成文化的教育法典，其承担日本帝国国教国家神道的教典之功能便是理所当然。因而，国家神道之教义也就是国体论即日本帝国所高举宣扬的国体观念。其要义云：“大日本帝国乃皇祖天照大神肇建之国。其神裔之万世一系的天皇，依皇祖之神敕，自悠远之古昔而统治无穷。此即万邦无比之吾国之国体。……吾国历代之天皇恒常与皇祖为一体，作为现御神统治御代，垂给宏大无边的圣德。国民受此仁爱之皇恩沐浴，亿兆一心，体奉圣旨，继承祖志，敬奉代代天皇，发挥忠孝之美德，从而形成无以类比之君民一致的一大家族。无穷无尽之国家的生命就如此生生发展持续着。此即为我国国体之精华。根基于此万世不易，尊严无比之国体，始于太古传之无穷，施于中外而不悖之道，才是惟神之大道。且作为此唯神之大道的最庄严最尊贵的体现乃是神社。以伊势神宫为主，镇护于各地的神社是我国尊严无比之国体的显现，永久镇护皇国。”

也就是说，日本国乃为皇祖天照大神所创造的的神国，天皇乃是“皇孙”亦即天祖皇祖之子孙，始终与皇祖神为一体，持奉皇祖赐予的三种神器，以“现人神”（即现身为人的神）的身份来统治日本，且代代遵奉皇祖“宝祚天壤无穷”之“神敕”（即神的敕命），因而其“皇统”也就“万世一系”，连绵不绝。也唤作“万世一系”之“神统皇统”或“神皇一统”。这“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神国皇国”之路就是“施于中外而不悖”、“照临四海”的“惟神之大道”亦即神道。“皇统”即是“神统”，“皇道”就是“神道”，其“天壤无穷”、“万世一系”，这即是日本国国体“万邦无比”之根本原因。也正因为此，世界万国均会被其照临，应归于“神皇一统”之“皇国”的统治之下，而统一世界万邦使之归于皇国就是“神国”日本及其“天孙”们的“神圣”的使命。这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之本质，它以古神道思想及其神话传说为其思想与精神的源流，以国家神道及水户国体论为其核心，以复古神道及复古国学等神国思想为其本质精髓，因而近代天皇制亦可唤作“国家神道之天皇制”。近代天皇制依其如此精髓正如前所述必然走向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亦即日本近代国体实为“国家神道之军国主义绝对天皇制”。至此，神道发展至其极致形态即“国家神道”阶段，与此相应，天皇制亦达其顶峰极致形态即“军国主义绝对天皇制”之形态。

三、古代至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关系综论

如上所考察，日本天皇制势必产生军国主义，但这决非仅限于指上述近代军国主义天皇制，其只不过是历来天皇制之“顶峰极致形态”而已。我们从前面论述的日本近代国体即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形成历程，已充分得知其形成绝非只在近代才猛然从石缝里子虚乌有地蹦出来，而是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各时期近千年的“悠久、厚重”的以复古神道复古国学为其本质精髓的神国思想的积淀历程才得以“自然生成”。而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亦如前所叙无不以复古式的神道为其核心与灵魂，因而远在古代天皇制时期也均已饱含了日本越论乃至军国主义的要素；同时，古神道、复古神道、复古国学、及水户国体论，其理论内核也无不浸透着军国主义的思想源泉。近代天皇制也正因为拥有如此“悠久、厚重”的“神皇”思想的历史传统，才“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地具足了封建军事侵略性，以致化为军国主义。

早在古代天皇制其实就已确立了继承“皇祖肇国精神”的“神皇一统”之“国体”。大化改新之时，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上奏朝廷，主张应先祭神，然后才议事。从此，“祭政一致”便成为国家的重大方针，随着国家制度的逐渐完备，神道亦被渐渐体系化、制度化，祭祀也渐被国家化、固定化。如此，大化改新乃在于根据“惟神肇国”之大义而恢复以“现御神”之天皇为中心的古神道精神，“天业恢弘”之处正是日本国“惟神之大道”的显现。大化改新之“惟神肇国”的神道精神被后世所继承，至天武天皇，其大力崇敬神祗并对古神道肇国精神传统进行事迹编撰，这就导致了后来日本神国理论之集大成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诞生。神统与皇统之一体化也即“神皇一统”便正式被经典化，后来的复古神道之国学、水户国体论及以山崎暗斋等为主的所有反动神道神国理论及其哲学的精神与深刻理论渊源也就得以奠定。《古事记》、《日本书纪》即是古代天皇制肇国精神与国体政体的理论总结与结晶，古代天皇制以古神道为其灵魂。因此，古代天皇制乃是近代天皇制的深刻真实的渊源，古神道即是国家神道的根本精神源流；而近代天皇制就是古代天皇制的本质翻版，国家神道也就是古来之神道根本灵魂的传续与结晶、乃至本质与归宿。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近代天皇制与国家神道的军国主义之归宿乃是根本上源于古代天皇制与古神道，是其根本精神与灵魂的必然本质归属与显现，而非只是近代的产物。因而，自古代天皇制与古神道时期就已经充分蕴含着军国主义之萌芽，其根本灵魂乃为日本军国主义灵魂的渊源。

从平安至幕府时代，天皇权力虽旁落，但天皇制依旧存活于幕藩体制之中，亦即进入“幕府傀儡天皇制”时期。天皇虽形式上无实权，但其“神性”之“神威”却依旧且较以前更加“神圣”。此时期，神国理论非但无削弱，反而得到绝对乃至前所未有的加强。北晶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宣扬日本乃神皇一统之神国，影响非凡，导致了《大日本史》的登场，及成为以此编撰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水户国体论兴起的源由。且复古神道之国学亦是在此时期崛起发达兴盛，深刻地、极大地影响了水户国体论的诞生，并与其及各种神国理论一道相互融合在一起，汇成一股巨大无比的“万邦无比”之“惟神之道”的“精神洪流”，强有力地促成了明治维新“尊皇”及“敬神爱国”之近代军国主义绝对天皇制与国家神道的诞生。幕府傀儡天皇制时期，各种神国思想均高度理论化与体系化以致于得以集大成，并从无形的精神内核上支配着幕府的武士阶级统治者们，将军们亦无不尊皇与信仰神皇之道；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及严禁基督教的传入均以日本国乃神之国为号召正是绝好的明证，亦是幕府傀儡天皇制仍可从精神本质上产生军国主义之最有力证明。

幕府傀儡天皇制时期，“皇室权力虽微，但天壤无穷之皇运却丝毫未减，在国内纷乱的政局里仍存尊皇敬神的实绩，此精神在何时都未被忘却；神道思想亦随之勃兴发达，国民对皇室之崇敬也化为无数美丽的忠诚的事迹显现出来”。因而，即使在幕府傀儡天皇制时期，天皇制仍能以其成熟大成的神皇思想从精神内核上支配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政治，且直接、绝对、完全地孕育并武装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日本近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时代的来临。

且天皇制神皇之道的历史也是所谓“神武”精神传续发达的历史，即神皇一统之天皇制同时亦为“神武”之“尚武”天皇制。据神道皇道之经典《日本书纪》的“神武记”所载，日本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从九州向东出兵，平定了大和，在檀原宫即位。其出发前颁诏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宏而为宇，不亦可乎。”神武天皇“神勇”东征，平定大和，开创皇国之基，这就是“神武东征”的神皇之道的神话传说。这“神武肇基”之精神亦是皇祖天照大神肇国精神之继承，其“兼六合，掩八宏”之“大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代天皇们崇敬神祗，继承皇祖皇宗之“御精神”，使“天业”愈来愈“绍述恢弘”。大化改新亦无不深受此“八宏一宇”之“神武肇基”精神所激励而展开，并使之发扬光大、传之无穷。“神武肇基”之“八宏为（一）宇”的“神勇大精神”同时也是“神皇一统”之古来之神道及天皇制得以“天壤无穷”、“万世一系”传之万代的根本精神动力。因而，这“神武”开国之“神勇”奠定了神国日本之“尚武”的绝对好战精神与“神勇无畏”的民族自信，神武天皇亦被作为日本“尚武勇猛”及日本武功之最高始祖而被尊为“日本武尊”。

△ 八纮一宇塔，位于日本宫崎县，二战前的正式名称是“八纮之基柱”， 为庆祝1940年（日本历昭和15年）的神武天皇即位2600周年而设计建造。 塔高37米，塔基的筑石包括日军从中国各地著名建筑物（包括长城、故宫、泰山山顶、南京中山陵、黄鹤楼等）挖取的238件石块，四隅分别是和御魂、幸御魂、奇御魂和荒御魂的雕像，正面中央是“八纮一宇”文字雕刻。1946年，“八纮一宇”文字与荒御魂像（武人象征）一度被削去，塔名也改为“平和之塔”。在1962年荒御魂像又得到再建，1965年，“八纮一宇”文字也重新修复。

于是，便有了《新论》“天朝以武建国”、“神武不杀之威，震于殊方绝域”，《弘道馆记述义》“其要有三、曰敬神，曰爱民，曰尚武”、“神圣以武建国”、“日本武尊之号，千载之下，凛凛犹有生气焉”之神国日本的“尚武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兼六合以开都，掩八宏而为宇”的“八宏一宇”的精神正是神皇之道的天皇制之本质精髓外化的显现及其必然的归属。于是也便有“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扬国威，光被海外”的侵略野心及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的军国主义事实。且这“八宏一宇”之神皇之道的的实现乃是依托日本武尊之“神武”的“神勇无畏”的“尚武精神”而得以成就，也是天祖肇国之国体精神的显现。因而，明治维新之“复古大业”遂基于神武天皇之肇基精神，以图寰宇之统一；并上应列祖之神灵，外扬国威于万国，这即是惟神之大道，亦是日本国古来精神之根本。

这尚武的精神还来源于日本国古来之神道的“神魂”也即“大和魂”，其分为“和魂”与“荒魂”，也即“和”与“武”的精神。神灵的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协调，万物遂生成发展。“荒魂”（武魂）与“和魂”乃神之一体两面，不可分离。据此，以“荒魂”处置那些胆敢对天皇凌威不敬崇者就成为皇军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神武”之尚武之道。于是明治天皇诏曰“祖宗以来尚武之国体”，简直说穿了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的核心本质。以后又以全民皆兵之“真心”颁布《军人敕谕》宣扬，皇军的使命乃在于敬畏天皇之凌威，遵从神皇之大御心，努力保全皇国，显扬国威。我皇军据此精神，经过日清、日俄战争，参加世界大战，大大地向中外显扬了国威，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如此，这“八宏一宇”依其本质精髓及铁的历史事实，其使命乃为将全世界归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八宏一宇”之“神武”尚武精神实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源泉，也是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的必然产物与归属及贯穿古来之神道的根本灵魂。其如上所述，也绝非仅为近代天皇制与国家神道的产物，仅是近代的产物；而是自日本古神道与古代天皇制产生之日起就与之俱来的，且为自古至今日本神皇之道的天皇制生成发展及神国日本诸“天孙”们“神勇无畏”的民族自尊、自强、自信的根本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天皇制以神道为载体，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阶段，其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天皇制自古代至近代，从其“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神国”共通本质内核上，决定其各阶段各时期均无不饱含着军国主义的“熊熊热情”与必然要素，及充满封建军事侵略性，亦唤作“神武”之“惟神肇国”的“尚武”精神。其思想形成的根本灵魂内核与“铁与血”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仅近代，自古代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道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其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并以此作为其本质必然归宿。（节选自《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