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扩招——是雄心，也是重担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预计2026年博士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5000名左右。这一数字较十年前翻了一番有余——2015年，该校博士招生仅约1500人。

上交大的扩招非孤例。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纷纷释放博士扩招信号。教育部也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重点向基础学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博士扩招，已然成为国家战略与高校发展的交汇点。

为何扩招？国家战略驱动下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已从早期的“跟跑”阶段，逐步迈入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我们不仅有能力，更有信心在若干关键科技领域实现“领跑”。而要真正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其中，博士生正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不仅是现实所需，更是战略必然。

过去十年，外国对华技术封锁不断加码，从高端光刻机到EDA软件，从航空发动机到生物试剂，处处设限。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己。而“自己”的底气，来自自主培养的战略科技人才。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在这一体系中，博士教育恰如枢纽节点。可以说，没有高质量、大规模的博士供给，就无法构建“教育、人才、科技”的良性循环。博士扩招也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我国教育必走的关键一步。

规模扩张背后的隐忧

博士扩招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保培养质量。博士教育高度依赖导师的个性化指导，而当前高校导师资源是否足以支撑大规模扩招，令人担忧。

一方面，许多博士生导师本身已承担繁重的教学、行政管理以及横向科研项目任务，时间和精力极为有限。若博士生数量大幅增加，导师难免力不从心，难以保证对每位学生给予充分、深入的学术指导，极易导致“放养式”培养现象蔓延。

另一方面，对于理工科博士而言，实验是科研的核心环节。然而，优质实验室空间、高端仪器设备等科研资源具有刚性约束。一旦博士生数量激增，可能出现“排队等待设备使用”“多人共用一台设备”甚至“无实验场地可用”的窘境，严重制约研究进度与成果产出，进而影响整体培养质量。

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博士扩招与就业市场需求脱节，将加剧“内卷”。当前，高校教师岗位增长趋于饱和，编制收紧；而企业对博士的需求虽在上升，却高度集中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少数前沿领域。大量人文社科或传统工科博士毕业后，既难以进入学术界，又缺乏产业适配技能，极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困境。

因此，博士扩招不能只算“招生账”，更要算好“培养账”和“出口账”——唯有实现招生规模、培养能力与就业吸纳的动态平衡，扩招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创新发展的有效动能。

扩招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

博士扩招，本质上是一场服务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改革。它既不是“全民读博”的狂欢，也不是“学历贬值”的前兆，而是一次结构性优化的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2026年5000名博士的招生目标，只是一个缩影。未来十年，中国博士教育将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从“数量追赶”迈向“创新引领”。只有在增量中提升质量，博士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