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回忆录，3，等革命成功了，我给您盖洋房子！

六间房屋被烧

革命军北伐的胜利推动了南方数省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北伐顺利进行。

革命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视。他们造谣中伤、污蔑咒骂，甚至雇用打手捣毁工会、农会，极力阻止、扼杀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这些事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在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蓄谋已久的阴谋。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暗中命令他的走狗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在赣州杀害了工人领袖、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背叛国民革命，把枪口转向人民，放出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一枪。

陈赞贤殉难的噩耗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各地进步报刊纷纷发表介绍陈赞贤烈士被杀害的真相的评论、悼念文章。全国许多群众团体发表宣言、通告、通电，声讨蒋介石、倪弼等反动派。

为沉痛悼念陈赞贤烈士，信丰县由郭一清主持，在临江会馆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学生、商界人士近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郭一清和各界人士先后发表讲话，一致赞扬陈赞贤烈士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紧密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向反动派新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会后，郭一清组织参加追悼大会的工农群众在县城游行示威，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新军阀！”

“打倒倪弼！”

“为陈赞贤烈士报仇！”

跟随着郭一清参加各项革命活动，使我进一步懂得革命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搞革命就不要怕死，怕死就不能搞革命！

国民党反动派在赣州杀害陈赞贤后，又在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残杀工农革命群众。

4月12日，蒋介石彻底撕掉了其革命的伪装，举起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

顿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江流域各省，彻底打乱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出现的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为镇压赣南的工农运动，国民党第二十师进驻赣州清党。

杀害陈赞贤的主凶倪弼随之卷土重来，在赣州成立“赣南清党运动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强行封杀和解散革命团体，收缴工农武装，残酷地镇压工农运动。

信丰县以王廷骥为头目的国民党右派与赣州的钱大钧、倪弼勾结，合谋镇压信丰革命。

郭一清、黄达等组织领导游州堡和县城附近的赤卫队、农会会员近千人进行反击。我在反击反革命的斗争中，日夜跟随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左右，负责送信、联络等勤杂事务。

由于郭一清等领导的以赤卫队为骨干的革命力量的有力反击，王廷骥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没能实现。

6月初，国民党新一师一个连进驻信丰，和国民党右派、豪绅、不法地主相勾结，捣毁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手段极其残忍。

时值早稻插秧季节，广大的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捕杀，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终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1927年6月16日，王廷骥家乡——小河堡的靖卫团来到游州堡，一个村一个村地洗劫。没有抓到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就把他们家的房屋放火烧毁。

同一天，靖卫团来到庄上抓我，因提前得到了消息，我带几名赤卫队队员跑到通天寨山上，母亲带着弟弟妹妹闻风跑到火烧坑山上。靖卫团在劣绅曾纪炳带领下，扒开了我家与邻居家的火道（不烧邻居家，以此表明只针对我），我家的六间房屋片刻就被烧毁。

我在通天寨山上目睹着房屋被烧，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迅速带领几名赤卫队队员从通天寨山上跑向火烧坑山上找母亲。母亲和弟弟妹妹在火烧坑山上也目睹了自家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全家紧紧地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母亲又气又恨：“天啊！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顿时，昏了过去。

我一边叫醒母亲，一边流着眼泪说：“娘啊，不要哭了，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白狗子’烧了我们的房屋，但我们一家六口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我们兄弟长大成人，一定要报仇雪恨！我相信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了，我给您盖洋房子！”

盖洋房这些话本是我用来劝慰母亲的宽心话，可母亲却把这些话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以第六十四军军长的身份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母亲仍住在那两间破土房里。

当我迈进家门时，母亲猛然看到我站在她面前，久久地端视着我，不敢相认。她蹒跚地向我走近了几步，伸出那双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

20年了，我与母亲整整20年没见了，母亲变老了，头上的银发清晰可见，脸上的皱纹也密密麻麻，眼神也变了，以前那双坚毅有神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锐利，多了些沧桑；但有一样没有变，就是母亲叫我的语气。

当我开口叫娘时，她喜极而泣，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那充满了慈爱的眼睛注视着我说：“儿啊，回来了，我的儿终于回来了。”

我擦了擦母亲眼角的眼泪：“娘啊，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

母亲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双手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似乎怕我又会突然消失：“儿啊，我总算盼来这一天了，你说的话要算数哇！”

我听到母亲这话似有所指，但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就笑着对母亲说：“是呀！现在全国解放了，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我们还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母亲听着我的回答而非她所问，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忘记了？‘白狗子’烧我们房屋时，你在火烧坑山上是怎么对娘说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回想起当年曾说过等革命胜利后要给母亲盖洋房的话。

于是，我很耐心地对母亲解释道：“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解放军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如果用公款为自己盖房子就要犯错误。据我所知，有一个部长给自家盖房子就受到了处分。我想，娘是不想让儿子犯错误的。”

母亲吃了一辈子苦，经历了夫逝子散等太多的磨难，是个深明事理的老人，她十分理解我，以后再也没提盖房子的事。

也许，她并不指望我给她盖什么洋房子；也许，她是用我这个随口许下的承诺作为她活下来的信念，作为她这20年的寄托。

等靖卫团匪徒走后我们回到村里一看，六间房屋和家具、衣物全被烧光，水牛也被抢走，全家人除身上穿的一身单衣外，连碗筷都没有，更没有留下半点可供食用的东西。

幸亏在村东南角还有奶奶住着的两间土房未被烧掉，奶奶一看这种情况，便腾出了一间，让我们一家六口栖身。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起，晚上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是全家的床，还得时刻提防着靖卫团的匪徒再来抓人，白天黑夜不得安宁。

过了几天，我找来周老大、老袁来到曾纪炳家找他算账，我们三人刚到他家不远处，就被他老婆发现。曾纪炳听到他老婆的叫喊声后夺门而逃，我们见状拔腿就追，可因距离太远，他跑到桃江边跳进桃江游到对岸逃跑了。

我不能在家待了，我立志外出跟共产党干革命。再者，如果在家，会给母亲带来麻烦，会拖累弟弟妹妹的。

于是，我参加了秘密游击队。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虽能得到外婆和一些亲戚的接济，但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赤匪”的残忍政策下，反动派除经常派出靖卫团匪徒对革命群众进行围捕烧杀外，还在一些渡口、路口设立哨卡，盘查过往行人，若发现戴有红头绳、红布条或其他可疑之物的人，立即关押，进行严刑拷打或砍下人头挂在上西门城门上示众。

虽然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但共产党员、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仍在进行秘密活动。

我参加的秘密游击队也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在深夜袭击土豪劣绅。在秘密游击队的打击下，家住农村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城里，农村中的赤卫队、农会又逐渐得以恢复。

参加信丰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肖凤鸣同志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原籍信丰，组织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下，信丰各地的赤卫队、农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

这年冬天，信丰的天气阴雨连绵，异常寒冷。信丰党组织决定开展“年关斗争”，提出“反对高利贷”“不交租不还债”“收租收债者杀”等政治口号。

这时，农村中又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

我在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赤卫队的各项勤杂事务。由于我机灵勤快，能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引起了肖凤鸣的注意。

一天，肖凤鸣把我叫到庙上西南的一个小山坡上谈话。他首先给我讲革命道理，教育我要敢于同土豪劣绅做斗争。

最后，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要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绝不能向敌人供出赤卫队的任何情况。你这个小老表聪明灵活，又勤快，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把肖凤鸣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人领导的“年关斗争”，不但打击了土豪劣绅，还没收各种神会、公堂的稻谷，分发给贫苦农民。

我也分得一份胜利果实，这一年全家人过了一个不用还债，有米、有鱼、有肉，心情舒畅的欢乐年。

1928年2月21日，中共信丰县委在游州堡车上村郭一清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做出“全面动员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议，提出了“打倒新军阀，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铲除土豪劣绅，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的行动纲领。

会议决定成立信丰县革命委员会暴动总指挥部，由黄维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肖凤鸣任党代表，郭一清任暴动总指挥，黄达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2月22日晚发起暴动，攻打信丰县城。

暴动前夕，肖凤鸣劝其母亲把契约、债据拿出来，当众烧毁，将田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拿出300多担稻谷供暴动人员食用。

2月22日晚，全县各地以锣声为号，以红布条为区分敌我的标志，参加暴动的人员衣领内缝有红布条，左臂佩戴红袖标，携带的土枪土炮、鸟铳、梭镖、大刀等均扎有红布条，分别到各指定地点集合后，兵分四路攻打信丰县城。

信丰县城东临桃江，北依西河，是一座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的古城。

清代学者黄世成曾赋诗一首：

西南山倚廊，东北水浮城。

先明遗旧谚，呼作小南京。

这座被称作“小南京”的美丽古城将要受到硝烟的洗礼。

2月23日拂晓，暴动总指挥部发出攻城命令。

信丰城墙是用青砖砌筑，高4.5米，上宽1.5米，各城门均铆有一层厚厚的铁皮，甚为坚固，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堡。

城内的大圣寺塔，是一座9级六角共18层的楼阁式砖塔。登塔瞭望，县城及其周围皆可尽收眼底。

古塔（大圣寺塔）是赣南的名塔，塔高51.78米。据县志记载，该塔建于1064年（北宋治平元年）。

郭一清亲自率领的第三路大队，担负攻打上西门的任务。

我任小队长，带领十几名赤卫队队员，在上西门火焰山担负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任务。

火焰山在南山寺西侧，距城门约100米，名为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土丘，土丘上长着茂密的樟树，是一个能够很好隐藏自己观察城内敌人动态的阵地。

南山寺距上西门约600米，是第三路大队的指挥部。

战斗打响了，城墙和城门非常坚固，赤卫队用自制的松树炮（将松树干挖空装上黑色火药），没有轰开城门。

指挥部决定采取火攻办法，队员们将干柴、棉絮浇上煤油点燃，火烧城门。但由于城门楼上的敌人采取从上往下倒水和撒沙子、泥土的方法灭火，火很快被熄灭，火攻也未奏效。

为了尽快攻进城内，总指挥部又决定组织敢死队，爬云梯强行登城。

我跑到大队指挥部要求加入敢死队，没有得到批准。大队指挥部仍要求我们密切注视城内敌人的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

敢死队前赴后继强行登城，由于守城的敌人居高临下用步枪射击，敢死队遭到重大伤亡也未成功。

总指挥部下令停止强行登城，改用爆破城墙的办法，即用棺材装上黑色火药（又称“棺材炮”）进行爆破，由于城墙坚固，棺材炮的黑色火药威力小，也以失败告终。

当时，农民武装没有攻城经验，经过几天攻城都未奏效，敌我处于僵持状态。

城内敌人乘夜幕派人由下东门偷渡桃江，调集小河圩、大塘圩、安息圩、古陂圩等地的土豪劣绅和民团前来增援。

土豪劣绅和民团立即纠集了近3000人的反动武装，于3月4日气势汹汹地向攻城的农民暴动队伍进攻。

驻赣州的国民党马旅也派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暴动队伍。

农民暴动队伍受到敌人内外夹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总指挥部及时做出决定，停止攻城，迅速撤离疏散。

信丰“2·23”农民武装暴动，不但震动了赣南和江西的反动派，就连当时上海的反动报刊也惊呼：“信丰告急！”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信丰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工农群众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为革命培育了“火种”。

此后，不少参加暴动的赤卫队员当了工农红军，成了我党我军的将领，南征北战，屡建功勋。

领着老表打游击

暴动队伍撤退时，我的小队在火焰山上担负掩护撤退并监视城内敌人的任务，最后撤出阵地，因此，没能跟上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

于是，我们自行撤至马鞍山以西的山区。

在摆脱了敌人后，我仔细地想了想，判断肖凤鸣、郭一清、黄达等领导人可能撤往县城西面的大、小窝地区。

我遂带领五名赤卫队队员往西寻找暴动的领导人和队伍，风餐露宿了四五天，才从大、小窝西面的笤箕窝白马庙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表口中打听到：你们不要找了，他们已经转移了。

于是，我们转向赤土堡大竹坑山区，后又回到游州堡的小坑山区，向进山打柴的人探听城里和游州的情况，并决定趁着深夜各自回家一趟。

我夜间回到家后，母亲又惊又喜，但感到我在家很危险，于是趁夜色把我送到了外婆家，让我在那里躲避几天。母亲再三向外婆和大舅二舅叮嘱，让他们看好我，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出去，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我躲藏在外婆家比较平静地过了几天后，还是被村子里的人发现了，并告了密。多亏外婆细心，早有防备，自从我躲藏到她家以来，就天天紧闩院门，将两条狗放在院子里。

赤土堡靖卫团听到消息，两个靖卫团“白狗子”就大摇大摆地到外婆家来抓我，当他们大喊大叫敲院门时，两条狗狂吠不已。这时我听到狗叫，在阁楼上看到戴黑颜色间白圈大盖帽、腿上打着白绑带的靖卫团“白狗子”在院外敲门。

外婆见势赶紧让我带上砍柴刀从后院门跑到山上树林里，然后才从容地去开门应付“白狗子”。

“白狗子”说：“你的外孙辛龙保躲到你家来了，赶快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