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别救我了！”12岁小学生留遗书后服药离世，母亲起诉老师被法院驳回……

12岁，本是豆蔻梢头、满眼星光的年纪，六年级女生许诺却用一瓶药物，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沉重句号。

她的遗书中，“写不会的英语单词”“办公室的约谈”“被嘲笑胖”等字眼，撕开了青少年成长中被忽视的伤痛。

苏北乡村的一栋自建房里，二楼房间仍保留着主人的痕迹。桌上的黑白照片里，12岁的许诺咧嘴笑着，面前摆着她爱喝的AD钙奶。墙上那张“优秀少先队员”奖状，是她转学前留下的荣光，如今却成了家人心中难以触碰的念想。

2024年的一个周一，因肠胃炎请假在家的许诺，在这个房间里服下了外婆刚开封的一百粒心脏病药物。

晚饭时她还吃下一大碗饭，对外婆的关切只轻声回应“有事”，随后的“咚咚”异响，成了她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外婆推门时看到的，是面色青紫、趴在地上的孩子。救护车呼啸而至，也没能挽回这条年轻的生命。

彼时，母亲马繁星正在外地医院治疗阑尾炎，中午还接到女儿叮嘱她“注意身体”的电话，满心都是孩子的乖巧懂事。

“天塌了，有我给你顶着。”父亲在电话里的这句话，让马繁星一路心惊肉跳。回到家，看到躺在客厅里面容安详的女儿，她的世界彻底崩塌，眼泪不受控制地奔涌，却哭不出一丝声响。

在所有人眼中，许诺都是个活泼暖心的孩子。父母离婚后，她从不吝啬表达爱意，总把“妈妈我爱你”挂在嘴边；和妈妈一起打针回家，会先给妈妈找药端水；儿童节收到礼物，会叮嘱妈妈多买一份送给父母不在身边的同学。

转学到新学校后，她主动向同学问好，用英语和老师打招呼，甚至在英语老师赵言的谈心会上，主动表达“想好好学英语”的意愿。出事一年后，同学们还冒雨踩着泥泞去她坟前探望，怀揣着写满思念的信件。

可这份“阳光开朗”，终究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遗书上，稚嫩的字迹写满绝望：“我好累，我不想醒过来了”“日复一日的学习，好累好累，一直不会写的英语单词”“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的办公室”“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

马繁星翻遍女儿的聊天记录，发现她曾多次提到“作业多”“要去办公室”“很烦”。这个总是安慰同学“人生还很美好”的女孩，自己却没能扛过成长的压力，把所有心事都藏在了心底。

女儿的离世，让马繁星将目光投向了学校和英语老师赵言。她认为，正是老师的约谈、未及时沟通的在校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嘲笑”，让女儿不堪重负。

但赵言老师的委屈同样真切。刚接手班级不到一个月，她对许诺的印象还停留在“愿意沟通、想学好英语”上。接到班主任电话时，她愣了一分钟才想起这个名字，得知孩子离世且提到“英语难”，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她的心里。

她否认了单独约谈、罚抄罚站等指控，称每次都是叫多个同学一起辅导，前后不过三四次，每次仅几分钟。“刚开学不可能一有问题就联系家长，会先与学生沟通，给他们机会和时间。”赵言的解释，得到了校方的印证。

马繁星耿耿于怀的“从未家访、未主动沟通”，在学校看来是教学初期的正常流程；遗书中“被嘲笑胖”的“你们”，母亲认为指向班级，校方则主张是家庭，成了无法厘清的罗生门。这场沟通的错位，让本可及时察觉的问题，最终酿成了悲剧。

2025年10月30日，当地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马繁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孩子自杀与学校、老师的教学管理行为无直接关联，学校难以预见和防范在家发生的悲剧，而导致自杀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学业压力、心理压力等。

此前，马繁星曾与学校签订《调解协议书》，学校给付2万元人道主义慰问金，家属同意不再追究。但她认为，当时极度悲痛丧失判断能力，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请求撤销协议并索赔。

判决并未平息伤痛。马繁星搬进单身公寓，每天翻看女儿的照片，在愧疚与思念中封闭自己；赵言老师离开了热爱的讲台，放弃了曾经珍视的额外辅导工作，走时甚至没带走电脑等私人物品，心中满是懊恼与无法自证的清白。

外公时常点开七年前和外孙女合唱的歌曲，将手机贴在耳边，听着那清澈的童声；外婆总会下意识望向二楼窗户，期盼着外孙女的笑脸再次出现。这场悲剧里，没有真正的“罪人”，只有被多重压力、沟通失效交织而成的困境。

许诺的故事，是一个沉重的寓言。它提醒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值得被放在比学业成绩更优先的位置。那些看似“懂事”“开朗”的表象下，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需要成人用更敏锐的目光去察觉。

这场悲剧没有赢家，留下的是母亲无尽的思念、老师无言的委屈，以及关于家庭教育、学校管理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刻拷问。愿我们能从这场心碎的悲剧中读懂孩子的无声呐喊，用理解与沟通为他们筑起坚实的心灵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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