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拉姆扎”情报系统的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中共中央机关

被迫迁往中央苏区，

轰动世界的上海牛兰夫妇案，

佐尔格、史沫特莱被迫撤离上海，

这些都源起于尤崇新在汉口的被捕。

神秘莫测的“怪西人案”，

中央特科国际组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刘思慕等人的辗转万里虎头脱险大逃亡，

同样与武汉有关，源起关兆南在汉口的被捕。

两人时隔四年在汉口先后被捕，都在上海引发了惊涛骇浪、血雨腥风，同时也为今天的我们掀开了当年上海滩那场最隐秘的谍战大幕！

以牛兰夫妇案、怪西人案，两个历史事件为切入点，着重来介绍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红十四局），在中共隐秘战线人员的配合下、以上海为中心，开展情报工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为能真实的展现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原貌，先做一些较为详细深入的铺垫。

宋庆龄、史沫特莱的真实身份

越来越多了的研究资料表明，她们两人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

史沫特莱早被英美日等国情报机构贴上“共产国际特工”、“苏联间谍”的标签。

日本一桥大学的名誉教授加藤哲郎在自己的研究成果里明确指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娄红乐更是直白的写下《史沫特莱确系苏联派驻中国的间谍》。

方文在《左尔格在中国》中也写道“这时我才知道他（左尔格）的政治面目，同时也知道了史沫特莱的政治面目，当然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

《杨小佛口述历史》中记载，杨杏佛被军统上海区行动组赵理君、王克全（中共叛徒）、郭得诚等六人暗杀后，宋庆龄曾到杨杏佛的办公室，命人打开杨杏佛的保险箱，把她给杨杏佛的信件全部销毁。

宋庆龄离沪避港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带杨小佛去杨杏佛的墓前告别，二是烧毁了众多文件资料。

军统暗杀杨杏佛，一方面是警示宋庆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参与了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的武装反蒋未遂行动。在该次反蒋活动中，他是蔡元培与陈铭枢之间的“行人”，奔走于上海江西之间，专事联络工作。

《艾黎自传》中，路易·艾黎提到，孙夫人反复叮咛他，凡是她给他的信件、便条都必须“阅后即毁”。

即便当时国内没有留下文字上的佐证，但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共产国际的解密文件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靠的证据。

马海德（经宋庆龄介绍前往陕北）的儿子周幼马根据廖承志的回忆和解密的共产国际资料，撰文确定宋庆龄、史沫特莱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廖承志的外甥女李湄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中，披露了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和宋庆龄致何香凝女士的信，透露出两个确定信息，

一是毛泽东在陕北写信让潘汉年送达宋庆龄，向宋借款5万美元，宋庆龄抵押房子后由潘汉年经手汇往陕北；

二是宋庆龄为此事写信给王明，担心他们的冒失行为会使自己（宋庆龄）身份暴露。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把《宋庆龄给王明的信》收列其中。

邵雍、刘雪芹据此写作《解读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发表在《世纪》2008年第三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史沫特莱确实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秘密党员。

关于杨杏佛，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战英雄陈养山》（姚华飞著）P13记载：“（1925年）5月5日，……党组织在西摩路上海大学礼堂召开纪念会，约有五六百人参加。首先由杨杏佛作报告。……”

由此可见，杨杏佛也是一个老党员。

他们的身份确定以后，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没有纠结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东方部）提议，共产国际远东局1928年自海参崴迁到上海，并直接受东方部领导。王明的恩师及后台米夫任东方部副部长时，一手将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的王明推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位置。

共产国际远东局下设政治组织部、联络部、军事顾问组三个部门。

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中央几乎所有重大会议，政治组织部都会派人参加，并且完全掌控对中共中央人事任命的主导权。

联络部主要负责远东（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文件、电讯、报告的收发，人员接待护送，经费发放等。牛兰夫妇即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军事顾问组，顾名思义就是向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派驻军事顾问，红军长征前期军事三人组中的李德即是当时的军事顾问。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红参四局的双重领导，但军事情报工作直接对第四局负责，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并行不交叉的两个独立运作的机构。

周恩来两次到苏联期间与四局的别尔津将军会面过，周恩来能成为中共隐秘战线的统帅、并领导隐秘战线为中国革命成功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就起源于此。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重建

史沫特莱、佐尔格、鲁特·维尔纳、克劳森等人未到中国之前，远东情报局的工作差强人意。

为此红参四局以共产国际名义先将史沫特莱从德国派往中国，途经莫斯科时停留了一周，在那里她第二次与宋庆龄相会（她们第一次相识是在一年前的反帝同盟成立大会上），同时也安排了史沫特莱与佐尔格的会面。

有了前面的叙述，现在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是组织上（共产国际）安排了这样的行程和会面，也给两人布置了任务，共产国际、宋庆龄也应该向史沫特莱交底过，到上海后哪些人可以信任并一起工作，比如杨杏佛、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茅盾等。

到上海后的史沫特莱利用记者身份广交朋友以掩人耳目，中心工作却是聚焦在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有革命经历的中共党员上。

她到上海后的第二年一月，佐尔格到上海，随后鲁特·维尔纳也来到上海。

佐尔格到上海后入住在史沫特莱下榻的沙逊洋行的华懋饭店，两人接上了头。

1908年的老沙逊洋行

鲁特·维尔纳到上海后也与史沫特莱接上头，并由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据《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记载，“鲁特·维尔纳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协助佐尔格工作的核心成员”，她最大的成就是后来为苏联获取了制造原子弹的全套资料，根据这些亲身经历她在晚年写了回忆录《谍海忆旧》。

接着，参加过一战的德军退伍兵、来上海担任报务员的克劳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后与他们接上头，重建远东情报局的最核心班底形成了（因佐尔格代号为“拉姆扎”，在下面的叙述中将用“拉姆扎”情报系统来代替远东情报局，以彰显佐尔格在重建中的突出贡献）。

史沫特莱又向佐尔格介绍了“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他们“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

陈、董、王三人都是学者型的老党员，其中陈翰笙由李大钊介绍，1925年开始就为共产国际工作。

董秋斯是1926年入党，在北伐军11军政治部任职时是《血路》的主编（陈绍韩之子陈焜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证实董秋斯是“1926年的老党员”）。

王学文是1927年入党，后受党派遣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任教，尾崎秀实、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二三十名日籍中共党员都缘起于他。

看到此处，你是不是豁然开朗！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精心策划、有备而来；所有这一切也都不是盲人摸象，而是有的放矢、精准到位。

“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领导层搭建完成，接着就是要寻找中层干部和基层情报员、交通员，这些工作主要由“四条线”的领导层完成。

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对曾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功绩却至死不言，恪守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进棺材的”的信条，尾崎秀实因后来事败身亡也没为我们留下遗嘱。

但总有亲历者、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他们长期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功勋。

由董秋斯推荐给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考察、考验后推荐给佐尔格的方文（又名张放、陈培生、刘进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经国家安全部审定的《佐尔格在中国》。详细介绍了他加入“拉姆扎”小组的经过以及他的情报组如何组建，如何运作，如何成功，如何失败……由此书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在了解方文情报组的情况后，“拉姆扎”情报系统的内情也就了然于胸了。

"红色谍王" 佐尔格在上海

方文和董秋斯北伐时期同在11军政治部任职，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方文与党组织失联，从上海远到广州教书谋生，但仍不忘让董秋斯帮助他找党。

当佐尔格、史沫特莱名义上去广州采访、实质去建立广州、香港情报站的时候，董秋斯写信给方文，让他好好接待这两位外国友人。

经考察、考验大约半年以后，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扎”，起先做些报纸摘译工作，接着就是发展基层情报员和交通员，这时的发展对象政治面貌要求相对放宽，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一点。

方文发展了妻子鲁丝、同事柳忆遥、同学肖炳实、11军政治部战友陆海防、11军政治部战友陈小航的弟弟陈绍韩、南开同学张永兴、于毅夫、马徒成以及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张克兴）……

接着鲁丝（蓝萍）发展了姐姐蓝天、姐夫孙毅；

柳忆遥把两个弟弟发展进来，又发展了赵宗复，赵宗复又发展了赵中枢；

经顾淑型牵线，肖炳实发展了顾淑型的留苏同学刘思慕，刘思慕发展了黄维祐，黄维祐又发展了蒋浚瑜。

肖炳实后来把年仅15岁的儿子肖纯也发展进来。

陆海防发展了弟弟陆独步。

方文便成了“拉姆扎”情报系统名副其实的中层干部——情报组组长，但这个情报组绝对不是唯一的，只是众多情报组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情报一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佐尔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答道：“佐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联络。”

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频频点头，随即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发报，通知（中共中央）佐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周恩来、佐尔格于是在上海秘密会见。接着中共中央在周恩来主导下，以中央特科的名义调集人手，向“拉姆扎”输送了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如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吴先清、沙文威、陆久之、高原、季明……。

张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莱推荐，经考察考验后由史沫特莱推荐给佐尔格，再由佐尔格向周恩来点将。

董秋斯为什么要推荐张文秋呢？因为张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即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也是董秋斯在11军政治部时的战友，董是《血路》的主编，刘是副主编，刘为兄、董为弟，“两人情深谊厚”。刘谦初、张文秋一同在济南被捕坐狱，张文秋出狱后避难董家，刘思齐出生后也一直寄养在董家。

写到此处，与11军政治部相关的情报人员已经达到了五名（分别是董秋斯、方文、陆海防、陈绍韩、张文秋）。

周恩来亲自送张文秋到佐尔格身边，并慷慨允诺佐尔格，以后只要你佐尔格有要求，想调谁，就调谁来协助工作。

以上所列中央特科输送的人员，在方文书中除了让蔡叔厚购买10支手枪一事外，再没提到一人一事，说明他们与方文的工作是并行不交叉的，这是“拉姆扎”不止方文一个情报组的证据。

《毛泽东亲家——张文秋回忆录》一书记述，张文秋曾到广州、香港接送情报（蔡咏裳是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说明张文秋并不在方文情报组，广州、香港情报站也不是方文的联络关系，这是第二个证据。

左起：邵华、张文秋、刘思齐、张少林

另据零星资料，陈翰笙发展了胡鄂公，胡鄂公发展了崔国翰，崔国翰发展了女婿关兆南；陈赓因顾顺章事件撤出上海到平津后，经横向联系胡鄂公与中共北京市委吴成方接上头，建立了以吴成方为负责人的北京特科，吴成方调上海后胡鄂公接任，他的下线包括卧底在鄂豫皖剿总司令张学良身边的潘文郁，也属于“拉姆扎”情报系统而与方文无关。

高原、季明小组，尾崎秀实等日籍人员小组，刘道衡、严希纯的湖南小组也都与方文无关，这三个小组都是王学文直接领导的情报小组。

陆久之、汪孝达、沙文汉、陈修良等人组成的东京小组也与方文无关。

就连方文亲手发展的张永兴、张树棣两人，经上海出国到苏联培训后前往齐齐哈尔创建了代号为“波波夫”的情报小组（共有成员15人），也与方文无关。方文在书中总结时也说“我所领导的情报小组的骨干共三人（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他们各自领导的关系平行发展，没有横的联系，三人分别向我联系，通过我向佐尔格请示报告。”

另据其它资料，宣中华之妻吴先清在苏联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回国后为“拉姆扎”在华南创建了10多个情报站，后又调往日本，也与方文无关。

而代号为“影子”的武田毅雄与中西功的“捷列金”小组更与方文无关。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主要为了说明“拉姆扎”情报系统的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绝对不止方文书中所述的“百人”，也非人们常说的180多人的规模；同时也为了强调方文在“拉姆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高，他只是佐尔格一个得力的中层干部而已。

他应该也不是 中提到的那个“王”，这个“王”应该是另有其人，曾化名王和卿的陈翰笙极有可能是佐尔格提到的那个“王”。

“拉姆扎”情报系统下属的情报组对情报站的管理联络是划片区管理的，基本上遵循谁创建谁负责、谁发展谁联系的管理模式。这与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描述也高度吻合。

夏衍《懒寻旧梦录》

“拉姆扎”情报系统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统计，大家可依据上述提到的不全的情报小组数量以及方文下面的总结描述中，自己去估测一下。

“我们在三年中，组建了约有百人的情报网，深入到蒋介石各‘剿共’司令部和反共的特务组织里去。同时还向苏联输送了约二十名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情报技术。”

“拉姆扎”情报系统组建的面纱被掀开之后，是不是感到一点也不神秘，笔者结合自己曾在股份制银行工作的经历，感觉与筹建、运营一家异地分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些情报员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到底潜伏有多深入呢？还是以方文情报组为例，看看就知道他们的能量所在了。

刘思慕（刘燧元）：内政部次长、武汉行营五处处长甘乃光的秘书，上校专员。

陈绍韩：国民革命军第3军上校参谋。

于毅夫：东北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赵宗复：赵戴文的独子，赵戴文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的军师、宰相，与阎锡山是亦师亦兄的关系。

赵中枢：父亲赵丕廉，也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好友，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中枢姐夫续世名任绥远省政府秘书。

马徒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局任职。

黄维祐（黄君珏）：其父亲是财政部纪要秘书，几个舅舅也在国民政府部门中任职。

蒋浚瑜：父亲是上海滩有名望的银行家

武汉行营是红军长征开始后成立的，取代了原来南昌行营的地位，与武汉“剿总”合署办公；第3军和东北军当时都在鄂豫皖的“剿共”前线，有这些人卧底，加上佐尔格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关系、潘文郁担任着张学良的秘书，国军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军事围剿又怎能成功？

比如佐尔格在桂林从德国军事顾问那里获取国军将采用“壁垒策略”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情报后，四方面军主力即向西突围。根据地留下的红二十五军也就区区三千人，愣是在张学良三十万大军的围剿下向西北突进，并率先到达陕北，顺带着还消灭了东北军三个师，后来这三个师的番号还成了八路军的番号。

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慧在撰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对父亲的这些功绩充满着自豪和骄傲，如果她对隐秘战线情报人员用生命换来反“围剿”的绝密情报也做些描述，可能会更加客观些。

历史由普通人写就，普通人却在历史中变得面目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