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贵州王”王家烈被划分为地主，他的虎峰别墅卖了多少钱

1951年初春的贵阳，一支身着军装、肩挎文件包的工作队敲开了城南虎峰路那座四合院的大门。门里出来的老人须发斑白，身材依旧高大。“王委员，今天要核对您名下的不动产。”年轻队长语气客气，却分外坚定。老人点头，没有多说，只领着众人走向别墅深处。至此，王家烈与那幢“虎峰别墅”的最后缘分，被正式写进了土改档案。

回到三十年前，他还只是“背盐老二”。川黔古道坡陡石滑，盐袋三百余斤，他咬牙扛着往前走。哥哥赌博把押金卷走，欠债逼命，他跳进军营算是逃生。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兵日后会被贵州人称作“王绍武大将军”。

战争年代升迁靠两件事：打得狠，读得进。王家烈两样都占。模范营和讲武学校磨出一肚子兵法，前线又练出一身胆气。周西成拉起“桐梓系”，半句乡音便成信任凭据。几年过去，他已是旅长，再过几年，干脆被蒋介石扶成了“贵州王”。有人调侃：“酒要茅台，官必桐梓。”

然而天亮得快，天黑也快。1935年，他在省长和军长之间选错了筹码，手里部队被中央整编，连省城都示意他尽快离开。同年夏天，张学良的军机停在贵阳西郊机场，王家烈带着年轻的梁镜华登机去了武汉。短暂的繁华只剩一次泡澡时的低语——“绍公，小心隔墙有耳。”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西安、成都，成了“有头衔没兵权”的边缘人物。1948年南京国民大会，蒋介石隔着半个餐厅高声招呼“绍武兄”，台下看热闹的人比对局双方还多。礼数周全，裂痕难补。年底他干脆回遵义老家种田，自嘲“今后只管五斗米”。

1949年夏天，李宗仁电邀他出山，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消息来得突然，离开贵阳那天，他雇了两辆载货卡车，把家眷和被褥一股脑拉回桐梓。十二岁的儿子王守谦记得车屁股扬起的灰，一路都没落停。

解放军接管贵州后，统战干部安排他在贵阳任省政协副主席，待遇不薄。可土改来临，一张“地主”成分表让他犯了难。名下田地，往年都是管家去收租，如今要清退；欠农户的“剥削债”，得一笔笔偿还。账面上的资产只剩那座虎峰别墅——中西合璧，两层楼，每层挑高五米，阳光透过彩玻璃照在宽大的旋梯上，宛如旧时代的幻灯片。

“卖吧。”老人叹了口气。别墅里从没真正住过，全是办公用房，冬天冷得要命。城乡联络处很快牵线，贵州省交通厅愿意接手。成交价标在了账簿：二亿七千万旧币。数字庞大，却只是填补地契、杂税、赔偿的窟窿，真正落在王家烈手里的，寥寥无几。

卖房后的日子不见得清苦。四合院安静，墙角依旧种着夹竹桃。老人每天清晨翻开《左文襄公全集》，午后又研究《列宁全集》，把笔记抄得密密麻麻。偶尔旧部敲门讨助，他也会大嗓门喊一句：“给他拿点米，再塞两块钱。”妻子无奈摇头，还是照做。

1966年盛夏，他突发中风。临终前招来儿女，说得很清楚：“火化，别立大坟。”8月11日清晨，呼吸停止。省里派车送往殡仪馆，火焰吞没了这位昔日军阀的最后迹痕。虎峰别墅后来划入交通厅宿舍，如今粉墙黛瓦，桂树依旧。偶尔有人提起它的第一位主人，多半只记得三个字：“贵州王”。至于那座楼到底值多少钱？土改清册上的“二亿七”是答案，也是一个时代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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