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漠河边防线上,刺骨寒风卷着雪粒拍打战士的脸颊,刚到任第四天的马春娃便跟随沈阳军区首长爬上了观察哨。望着密林尽头的黑龙江,他一句闲话都没说,只把手套脱了,摸了摸冻得发红的瞭望镜。有人窃窃私语:“新来的政委够拼。”谁也没想到,这只是序幕。
巡视完毕回到哈尔滨的第三晚,军区一份“慰问方案”摆在马春娃案头:给司令部军官统一添置高档家具,每人预算一千二百元,资金来源写着“日常支出”。马春娃盯了数秒,没表态,随手把纸折起放进兜里,第二天清晨直接进了司令部值班室。
“昨晚这张表谁拟的?”他开门见山。值班参谋吞吞吐吐:“首长关心大家生活……”话未完,马春娃摆手:“别首长首长的,程序走了吗?党委研究了吗?”声音不高,却让屋里的人直打寒战。
这位政委的脾性,老战友并不陌生。1946年,他在冀东参军时不过十六岁,行军路上最爱背的是《诗经》,可打起仗来却从不含糊;1952年冬,他率连挡住美军一个步兵团的三次突击,战后美军代表在板门店指名要见“那个26岁的中国连长”。于是在炮火与谈判桌之间,他学会了一条铁律:规矩先行,感情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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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他调往吉林盘石某炮兵师。当时营区枪机带泥、火炮露天淋雪,值班汽车三天两头出事故。马春娃到任的第一件事,不是开大会,而是让炊事班做了三天半干的玉米面蒸糕,所有军官跟战士同吃。有人抱怨,他只回了一句:“先尝尝旧账的味道。”短短一年,这个被戏称“烂摊子”的炮兵师,事故率下降七成,火炮完好率反超兄弟部队。
也正因如此,沈阳军区决定把他推到省军区政委的位置。马春娃心里清楚,边防固若金汤还不够,机关要是风气散了,后方照样会出事。那份“慰问方案”于是成了他的第一块试金石。
他先派两位副政委找参谋长谈话,对方轻描淡写推了回来,还在食堂大方请客,引来一片叫好声。风向似乎要倒向参谋长。马春娃没急,悄悄把军区仓库、基建和招待所的账本调出来,比了整整两夜,揪出一笔又一笔报销与合同对不上号的数字。
三天后,省军区常委会破例移步到仓库一隅的小会议室。马春娃把厚厚一摞凭证拍在桌上:“这不是审讯,这是请大家一起过目。”参谋长先是强笑,继而拍桌:“你拿不出证据别血口喷人!”马春娃把一张对账单递过去:“自己看看,厂名是你亲属开的,钢材却进了你家的花窖。”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秒针跳动。参谋长沉默半晌,叹了口气:“我错了。”
接下来的程序按纪律办:停职、调查、公检法介入。处理结果公示当天,马春娃只在政工会上补了一句:“纪律不是吓唬人,是救人。”一句话,无喜无悲,却像冷风钻进棉袄缝,让许多人夜里辗转反侧。
案件了结,军区又遇到新课题——大裁军。十四集团军移交装备,几百名转业干部情绪波动。有人私下议论:“是不是还得托人才能分好岗位?”马春娃听闻,直接跑到安置办,打开大门:“排队,登记,公示,一周完成。”随后把公示表贴在食堂外墙,高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一视同仁。安置结束,无一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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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不近人情。1987年冬,一名边防连长因家里突发火灾,耽误了换防调动。按规定应予处分,马春娃却在批示里写道:“情节特殊,警示即可。”同年,边防连增设应急基金,专门用于战士突发家庭变故。有人问他为何网开一面,他淡淡回答:“制度的硬度,不能靠摧毁个体来证明。”
1990年代初,他年满退休。离队那天,机关门口站满官兵,没有仪式,没有锣鼓,仅有握手与敬礼。临上车前,警卫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说了句:“政委,家具换新了,可咱规矩没换。”马春娃笑了笑,挥手作别。
多年以后,军中仍流传一句玩笑:“想申请经费?先想想马老政委的那双眼睛。”这笑谈背后,是无数份被唤醒的纪律意识,也是黑龙江省军区风气渐趋清朗的注脚。
马春娃随后淡出公众视野,回到太原老家的土坯院,种菜喂鸡。偶有晚辈请教,他多半笑而不答,只掸掸身上的尘土。要问那场与“军中老虎”的较量改变了什么,大概是让官兵明白,正气一旦站稳脚跟,歪风就难以抬头;而正气之所以能站稳,不过是因为有人敢于把布满霜雪的瞭望镜,一次次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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