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麟征退居香港30年，晚年与妹妹谈祖国统一感慨：我也是炎黄子孙

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海风透过铜锣湾的窗沿轻轻拂动窗帘。七十六岁的关麟征坐在藤椅上，双目紧盯楼下街景。就在这一天，他等来了阔别三十余年的妹妹关梧枝。门一开，两人几乎同时迈步，又同时停下，随即抱成一团。屋里静得只剩粗重的呼吸声。稍稍平复情绪后，妹妹还没开口，他已抢先低声说了一句：“我也是炎黄子孙，盼那一天早早到来。”对话只有短短十余字，却让在场的家人心头一热——这位昔日的西北悍将，内心始终系着一个“统一”二字。

许多人好奇，为何这位国民党上将宁可在香港过着清贫日子，也不肯踏上台湾那架“最后的班车”。缘由要追溯到1949年秋。那年11月，他原本跟随成都起飞的DC-3客机赴台，途中在启德机场短暂停留。夜色刚落，他忽然通知副官：“我要绕道回趟西安探望老父，再启程。”副官不敢多问，只得照办。飞机很快升空，唯独少了关麟征一人。此后半年，台北方面三次邀他赴任，均吃闭门羹。蒋介石无奈地摊开电报，只嘟囔一句：“又是脾气壳。”

说关麟征脾气大，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27年他的风格就已定型。当时蒋介石被迫下野，黄埔师生议论纷纷。有人主张观望，他却直接跳上讲台喊道：“校长要回来，咱们去迎！”这一呼百应，蒋介石因此重掌军权，也记住了关麟征。可惜，这份信任并没能抵过“派系政治”暗流。国民党内部讲究黄陆浙一：黄埔出身、陆大深造、浙江同乡、第一军履历。关麟征只占得“黄”之一格，再加上嘴拙、不懂逢迎，想不碰壁都难。

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1938年的台儿庄。彼时52军新组建不久，却被硬推到日军锋口。粮弹告急时，关麟征跳上堑壕，大喊“跟我来”，硬是依托城外土垒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蒋介石事后夸下海口：“若各部都像52军，不愁打不赢。”然而，战功并没有带来派系融冰。陈诚、何应钦等人仍在背后掣肘，调令频频生变。关麟征常挂一句口头禅：“军人该思打仗，不该思算计。”听者只当直性子，却忘了在当时的南京，这句话简直要命。

抗战末期，他被派往云南坐镇九集团军。蒋介石原意让他慢慢蚕食龙云势力，可他不到半年就同云南地方派闹翻，随后爆发“一二一”流血事件。他在记者会上脱口而出：“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此言一出，重庆高层一片哗然，蒋介石只得将他暂时雪藏。雪藏不过一年多，当局前线危急，又想起这位能打硬仗的“刺头”，邀其回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也爽快接下。上下翻飞的任免令，映照的是一个尴尬事实：战场呼唤他，政治舞台却容不下他。

东北战局是另外一个插曲。1945年秋，蒋介石曾打算让关麟征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来却改派杜聿明。关麟征私下同友人胡琏议论此事，胡琏故意试探：“若是你去，打算怎样应对满洲局面？”他没有迟疑：“先选一位能打的兵团司令，集中三个精锐军；其次，伪满二十万旧部，一律改编地方保安，能收就收。”两人对饮到深夜，胡琏感慨：“不派你去，误了大事。”当晚月色惨白，窗外一片沉寂，两位黄埔同学都很清楚，决定东北归属的并非一纸调令，而是国共实力和国内民心，此番感慨不过是事后诸葛。

1949年以后，局势已不再由关麟征左右。数度受命、数度搁浅，他终于对南京政府心灰意冷。太平洋另一端，美国人盯着朝鲜半岛，蒋介石想派“第六大主力”52军去替美军卖命，被拒后又气又急。关麟征听闻，只淡淡一句：“打不得的仗，愿者上。”从此埋头整理旧档、练字作画。香港小屋不过七十平米，窗外霓虹闪烁，他却守着“四不”原则：不参加政治集会、不见记者、不联络旧友、不接受援助。看似清苦，实际是有意为之——既不想充当第三方政客的招牌，也不愿再被任何旗帜裹挟。

有意思的是，他始终对子女强调“要关心大陆”。1972年带妻女赴欧美旅行，途经旧金山，侨界设宴相迎。席间有人劝他到台湾谋职，他微笑摇手：“我在香港自在。”话锋一转，却询问大陆重建情况，俨然把北京的“十里长街”建设计划聊得头头是道。客人惊叹，这位从未踏回珠江以北一步的人，对内地变化却如数家珍。

再把镜头拉回那场兄妹重逢。关梧枝向他细说陕西农村合作化、引汉济渭、水电站投运等进展，他边听边点头，忽而像少年般拍掌：“对，就该这么干！”妻子在旁侧目，低声感慨：“几十年没见他这么兴奋。”可兴奋归兴奋，身体却撑不住。旧伤与病痛缠身，1980年7月深夜，他突感胸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值班护士替他脱衣，惊讶地发现胸腹布满弹痕。夫人淡淡解释：“台儿庄留下的纪念。”医生尽力抢救，凌晨一点半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噩耗传到北京，当天《人民日报》在要闻栏刊出简短讣告，称其“抗日将领”。同一天，徐向前元帅给香港家属发来唁电，只十八字，却份量十足：“黄埔同窗，遗恨云泥，专致悼唁，节哀顺变。”国境两岸，曾经的人与事早已被新秩序更迭，但关麟征留下的，是另一种注脚：政治立场可以变，民族认同不可弃。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晚年常提到一句古语：“凡我同胞，皆我骨肉。”当年他婉拒蒋介石徙台邀请，外界多猜与陈诚、何应钦的旧怨有关；然而细看行止，更像一种主动抽身。若留在台湾，以他的个性，势必与派系再起冲突；返回大陆，难免被旧日身份所累。香港的中立身份，让他既远观也能近察，自主选择与世无争的方式关注祖国动向。

1980年8月，十余名黄埔老校友在九龙聚餐，席间无人提议纪念活动，大家只是默默举杯，饮尽杯中茶。因为都明白，一名真正的军人不靠头衔与悼词镀金，而在于战时的态度、和平时的担当。空余酒香和海浪声，仿佛在告诫后来者：枪声停歇后，如何对待同胞，才是更难的修行。

关麟征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葬于柴湾歌连臣角。他曾写下一幅字，供后人备忘：“心安处，便是吾乡。”短短七字，道出一个旧时代将领在乱世与后乱世之间的选择——无论身处西安、昆明、还是香港，血脉之根终究连着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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