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王恩茂将军接到一封揭发信，了解情况后重用被揭发人

1962年5月的克拉玛依，井架像火炬般把夜空照得通红，石油味与沙尘搅在一起，让初夏的空气有些灼热。就在这样一个傍晚，一名机要员驱车数百公里，把一只牛皮文件袋送到乌鲁木齐。文件袋贴着红条：“急件”。收件人只有三个字——王恩茂。

灯光下，王恩茂慢慢抽出那封信。举报内容写得不算冗长，却字字要害：克拉玛依石化总厂党委竟然重用了“政治有问题”的章翰龙。举报人提出，“如此隙缝，若不及时堵住，后果不堪设想。”

王恩茂揉了揉眉心，没有急着提笔批示。七八年前的反右风潮，他在北疆已经见过不少“运动余波”带来的冤假错案。犯过错要纠，而对专业技术骨干动辄扣帽子，绝非长远之计。

第二天清晨，他让司机备车，直奔克拉玛依。一路上戈壁风沙打在挡风玻璃，沙砾敲击声杂乱。王恩茂低头翻看章翰龙的档案——北京石油学院高材生、1957年被错划、1960年问题初步澄清、1961年底调厂。表格里寥寥几行，却透出技术骨干屡遭碰壁的辛酸。

午后两点，总厂会议室。负责技术的副厂长和组织干事被叫来说明情况。王恩茂问得细，甚至连试油井数据都要核对。干事小声嘀咕：“书记问这么细，怕是心里没底。”副厂长却明白，这位老领导在用事实称分量。

章翰龙被叫进来时，脸上挂着习惯性的拘谨。王恩茂递过数据表，声音不高：“这些改进方案都是你署名？”章点头，补上一句：“不敢居功，集体完成。”王恩茂扫了众人一眼：“技术靠谁？靠你们。”话很轻，却像锤子砸在举报信上。

当晚，他让厂党委把举报人、被举报人、技术骨干全部请到同一间屋子。一个小时的对数据、对方案、对现场检验后，事实清晰：节油率提升、原油含水率下降，皆与章的改进直接相关。至此，举报理由只剩一句“政治可疑”。

王恩茂沉默片刻，把信折好放回公文包：“历史问题已有定论，谁再翻旧账，就是扰乱生产秩序。”随后宣布：章翰龙兼任技术副总工程师，享受副厂级待遇。会议桌另一端，有人嘴角抽动，却再无言辞。

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议论纷纷：自治区一把手为一个曾被错划的技术员撑腰，这在当年的政治氛围里并不常见。一个细节流传开来——王恩茂批示只用了八个字：用其所长，毋再纠缠。

这种包容与信任，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50年秋的古尔邦节，他就公开允许机关汉族干部参加节日活动。那次决定虽小，却在民众、干部之间搭起理解的桥梁。有人回忆，当年礼堂里那句玩笑——“小心别撑破肚皮”——让紧张的民族情绪瞬间松弛。

时间来到1965—1969年，新疆石油产量翻番。业内人士总结原因时，从不避讳提到“章翰龙团队”。如果没有1962年那场“临场甄别”，新疆石油工业的节奏或许要被迫放慢几年。

岁月继续向前。1981年，中央电报一句“请即刻返疆”，让已近花甲之年的王恩茂再度踏进西北大漠。此时的新疆，急需稳定干部队伍。他在机关座谈会上说起父亲的遗愿：老人希望魂归江西永新，可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新疆。“新疆也是家”，这是老人留给儿子的嘱托。

会场里有干部轻声劝他调回内地休养，王恩茂摆摆手：“祖国把边疆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打半场球就中途退赛。”一句带着江西口音的朴实话，比文件更有力量。坐在后排的地质老工程师当场红了眼：“我不走了。”

那次会后，自治区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原定离疆的208名内地专业人员，最终只有15人办了手续。留下来的人告诉亲友，“书记把父亲埋在新疆，他自己将来也不走，我们哪有理由卷铺盖？”

伴随人才队伍的稳定，新疆的石油、棉花、轻工几条产业链在八十年代末基本成型。经济报表上的增长曲线，看似枯燥，却印证了一个朴素逻辑：尊重知识、信任人才，才能换来真正的发展红利。

王恩茂晚年谈及1962年的那封举报信，只用了一句话：“档案会说话，人也会用行动说话。”简单，却道出他几十年治疆的核心：政治立场硬，方法讲科学，尺度靠公道。

1993年冬，王恩茂病逝，安葬在乌鲁木齐南郊。墓碑背面刻着十个字：“此地埋忠骨，并无他乡土。”当地老人常对后辈提起这句话，提醒他们一个道理——无论风沙多大，唯有公心与担当，才配得上这片广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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