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24年却被拒之门外，阿富汗儿童失学潮来袭，70万骤降至32万

1. 当玛丽亚姆手握伊朗内政部出具的推荐信，站在贝萨特小学办公室门前为儿子穆罕默德争取入学机会时，她所面对的并非仅仅是一位态度冷淡的行政人员，而是一个由政策断裂、体制僵化与社会成见共同构筑的无形屏障。

2. “我们不接收证件类型不符的学生”，这句简短的回应背后，映射出数十万在伊朗生活的阿富汗难民儿童普遍遭遇的教育困局——他们生于伊朗、长于伊朗，却因身份问题被拒之校门之外。

3. 过去四十余年间，伊朗对阿富汗难民儿童的教育政策始终处于波动状态，在开放与封锁之间反复摇摆。1994年，伊朗正式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承诺保障境内所有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4. 然而在现实中，这项国际义务并未转化为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政策年年更迭，入学资格如同风中残烛，使阿富汗家庭不得不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来回挣扎。

5. 2015年，伊朗政府发布全国性指令，宣布允许所有阿富汗儿童无差别注册入学，不论其居留身份是否合法。这一举措带来显著转变：到2022年，登记在校的阿富汗学生人数攀升至70万，创下历史新高。

6. 可随着近年来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以及公众舆论转向排外，相关政策再次收紧。2023年数据显示，阿富汗在校生数量骤降至32万，其中28万人已被迫离开伊朗或被强制遣返。

7. 正是这种政策上的剧烈震荡，让像穆罕默德这样长期定居伊朗的孩子陷入突如其来的失学危机——他们在伊朗出生、成长，使用波斯语交流，文化认同早已深植于此，却因行政决策的变化瞬间失去受教育的合法性。

官僚迷宫的窒息之困

8. 阿富汗家庭若想为子女申请入学，必须穿越一套复杂且缺乏弹性的官僚程序。2023年9月实施的新规规定，父母至少一方须持有有效居留文件，包括阿迈什难民卡、家庭护照或正式居留签证，方可获得入学推荐函。

9. 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持有的证件种类各异，有的持难民卡，有的仅拥有临时许可，这种混合状态与制度设定的“统一标准”形成尖锐冲突。

10. 在伊斯兰沙赫尔的入学证明办理点外，每天清晨都有数百名家长提前数小时排队等候。阿卜杜拉的经历极具代表性：“我已经连续六天凌晨两点就来这儿排队了。”

11. 办公场所容量有限，每日受理能力极低，却要应对成千上万焦急的家庭。工作人员用高压水管驱散人群、警方频繁介入维持秩序的情景几乎成为日常，暴露出整个系统在设计和执行层面的根本缺陷。

12. 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便历经艰辛取得官方推荐信，学校仍可能以各种非明文理由拒绝接收。穆罕默德最初被拒的理由是“家庭成员证件类型不一致”。

13. 随后学校又提出附加条件：必须签署书面承诺，接受未来可能不予颁发毕业证书的风险。这种层层加码的操作模式，实际上构成了对难民儿童教育权的结构性剥夺。

隔离教育的隐性歧视

14. 对于无法进入主流教育体系的阿富汗儿童，伊朗设立了所谓的“替代性教室”——专为无证儿童设置的非正规教学点。

15. 穆罕默德曾接到希贾特学校的通知：他不能参与常规课程，只能每天参加两小时的特别班学习。这类隔离式教育不仅课时短、内容浅，更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加深了排斥感。

16. 据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此类非正规教育项目普遍存在师资不足、教材匮乏、教学空间狭小等问题，难以提供基本的学习保障。

17. 在德黑兰部分地下教育中心，阿富汗学生使用的课本竟是伊朗公立学校淘汰多年的旧版教材，知识内容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这种教育资源的刻意隔离，进一步固化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地位。

18. 尽管面临重重阻碍，许多阿富汗家庭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与抗争精神。他们发展出多种策略以突破系统壁垒。玛丽亚姆曾主动提出免费为学校清洁教室，试图换取儿子的入学名额。

19. 不少家长如阿卜杜拉一般，不惜连续请假多日坚持排队；还有一些人转向灰色地带，寻找愿意违规招收阿富汗学生的私立机构。

20. 社会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玛丽亚姆坦言：“如果你没有一位伊朗朋友陪同前来，官员的态度会完全不同。”

21.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看似公正的规则之下，个人背景与人际资源往往决定了最终结果。制度性歧视常隐藏于程序之中，唯有依靠“熟人引路”才能绕过障碍。

22. 难民社区内部也自发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清真寺聚会、邻里联络和民间组织传递实用情报——哪些学校相对宽松、如何填写表格避免被退件、哪个窗口处理效率更高……

23. 这种草根智慧虽非正式，却成为抵抗官僚压迫的重要工具，体现了底层群体在逆境中自我赋权的能力。

24. 伊朗的现象并非孤立事件。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全球趋势报告》，全球现有3640万名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其中近半数为未成年人。儿童教育缺失已成为跨国人道危机的核心议题之一。

25. 在土耳其，尽管法律赋予叙利亚难民儿童入学权利，但由于语言不通、交通成本高昂以及家庭经济压力，大量儿童仍处于失学状态。

26. 在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儿童被禁止学习孟加拉语课程，只能接受由国际组织提供的碎片化非正规教育。相较之下，伊朗至少在法律框架内承认了难民儿童的教育权利，并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大规模入学扩张。

27. 乌干达则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范本：该国将难民全面纳入国家教育体系，采用统一课程标准，确保难民儿童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的教学资源与发展机会。这种包容性做法不仅促进融合，也为社会稳定注入长远动力。

解决路径与未来展望

28. 要真正破解阿富汗难民儿童的教育困境，需采取多层次协同行动。首先，伊朗政府应简化入学流程，取消不合理门槛，建立清晰、透明且具延续性的政策框架。

29. 像玛丽亚姆这样已在伊朗生活长达24年的居民，其子女理应被视为教育系统的自然受益者，而非需要特殊审批的对象。

30. 国际社会亦应加大支持力度。联合国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可协助改善教学条件，提供标准化教材、教师培训计划及额外财政援助。

31. 同时，加强对伊朗各地学校招生实践的监督与数据追踪，推动政策承诺落地为实际成果。

32. 更深层次的变革，则需聚焦公众认知与社会氛围的重塑。伊朗社会有必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儿童的基本人权，更是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环节。

33. 接受良好教育的难民儿童更有可能成长为具备生产力的社会成员，而非依赖救济的负担。穆罕默德最终得以重返贝萨特小学继续学业，但前提是支付额外费用并隐瞒其真实身份。

34. 这种“隐蔽入学”的安排，凸显了当前教育体系的荒诞性：一项本应普适的权利，竟需通过金钱交易、秘密协议与特权通道才能实现。

35. 玛丽亚姆动情地说：“只要看到穆罕默德能在一所像样的学校安心读书，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这句话承载着无数难民父母最朴素的愿望——让孩子有书可读，有梦可追。

36. 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的过程，更是尊严重建、身份认同与未来希望的起点。当穆罕默德坐在贝萨特小学的课桌前，他不仅代表一个家庭的梦想延续，也成为衡量这个社会是否真正践行公平与正义的一面镜子。

37. 解决难民儿童的教育难题，所需要的不是施舍式的宽容，而是制度化的承认；不是偶然的例外，而是普遍的权利保障。

38. 只有当每一个孩子，无论国籍、出身或证件状态，都能自由踏入校园的大门，我们才能说，教育的本质光辉终于照进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