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工人王百得：陈伯达江青两次为他改名，他却从不改对党的初心

1969年4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九届一中全会公布中央委员名单时，黑龙江北满钢铁厂的基层代表王白旦与毛主席同样是全票，这一结果让会场出现短暂的骚动。许多人侧目——谁也没想到，一个在炉前摸爬滚打的炼钢工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冲进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

掌声落定，周总理拿起名单笑着提醒：“王白旦，你这名字念快了可不雅。”一句玩笑埋下了后来两次改名的伏笔。王白旦木讷地点头，他搞不懂文字里的巧合，却明白自己仍是一名普通党员工人，手上那层被钢水烫出的老茧才是真本事。

时间拨回1934年5月。太行山深处，一个胖娃娃降生，乡亲们按照方言给取了“王白蛋”。“白蛋”意味着皮肤白、墩实。长到学龄，私塾先生把“蛋”改成“旦”，图个旭日初升的好彩头。名字虽变，山里孩子的命运并未更轻松。抗战阴云、家境清苦，他很早便扛起锄头与父辈劳作。

1953年，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起步，招工简章飘到太行山区。19岁的王白旦一路北上进了太原钢铁，随后调往齐齐哈尔。第一次见到火红的钢水，他激动得彻夜难眠，心想：能把矿石炼成钢梁，这活计顶天立地。那一年，他入党。

北满钢铁厂里，老工人重技术更重成分。王白旦出身贫农，又肯钻研，短短数年掌握“急冷急脱氧”等新工艺，产量屡破纪录。可“王白旦”三字常被工友调侃成谐音，他只当笑谈。真正让他紧张的，是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浪。工厂许多工程师被迫停工，他却被留下守炉，因为“工人阶级出身纯”。这段经历，让他更坚定对生产一线的依恋。

回到会议现场。陈伯达接过话茬，提议把“旦”改作“早”，寓意“百业待兴”。就这样，“王百早”被写进中央委员名单。荣誉突如其来，他却茫然：炉火需要人守，钢水不会因为头衔自动流进包壳。

1971年陈伯达失势，改名之事被翻出。有人质疑，“百早”是否带有特定政治烙印。周总理拍板：“这事我提的，与老王无关。”话音未落，江青又兴致大发，“不如再添几笔，叫‘王百得’。”百得——百炼成钢百事可得。名字再度变动，王百得心中忐忑，却只能接受组织安排。

就在这期间，家中噩耗传来：相濡以沫的妻子确诊肝癌晚期。王百得借钱、跑批示，把妻子送到北京治疗，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她。那段低谷里，他常对同志说：“我顶多会炼钢，当官我真不在行。”却始终未获批准调离。

三年守丧后，38岁的他需要重新撑起四个孩子的家。老领导苏青夫妇引荐牡丹江的女记者于淑彦。第一次见面，他摊开欠账清单、生活重担，连说三句“先讲丑话”。于淑彦把账单推回去，只回了一句：“人品比欠账重要。”两人相识不到半年，登记成婚。

婚后，于淑彦把全部精力投向孩子与工作，王百得则在厂区继续技术攻关。1977年，他被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就在事业再次上升时，“两次改名”又被当成“疑点”调查。有人劝他撇清关系改回原名，他摇头：“名字而已，我干了什么放到档案里最清楚。”

审查持续三年，最终结论“无问题”，却附带两条选择：保留职务或回炉炼钢。王百得只要后一条。他对妻子解释：“我就是块钢胚子，炉子才养得住我。”于淑彦沉默片刻，只叮嘱一句：“别倒在炉前。”

1982年，48岁的王百得再次穿上旧工作服，住进厂区宿舍。平炉旁的高温蒸得人冒皮，他依旧抢着扒渣、加料。工友劝他歇口气，他摆手：“趁身子硬朗，多浇几炉。”十五年间，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女儿病逝、长子车祸，他都把哭声憋在炉门外。厂领导几次想调他进机关，他始终婉拒。

1995年，夫妇二人相继退休。北钢党委授予他“终身劳动标兵”，同事拉着他的手说：“老王，你终于可以歇歇了。”他笑得腼腆：“还能歇出火星子来？”那一年，于淑彦主持的电视片获得全国大奖，同行惊叹这对伴侣的默契——一个在闪耀的镁光灯下记录时代，一个在炽热的炉火中锻造时代。

回想几十年沉浮，王百得的履历充满传奇：三次改名、一次全票当选、一次被调查、两度自请回炉。可在他看来，真正值得拿出来说的不过三件事：第一，钢水的温度保持在1600摄氏度；第二，不让炉子停火；第三，党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名字可以反复更改，炉火与初心却从未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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