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作者的一通电话，炸出爆款图书选题

文/韩璐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文约4800字，预计9.6分钟阅读完毕

商务君按：好选题可遇不可求，儿童小说《孩子剧团》就是编辑在与作者的一通电话中“碰到”的，这也成就了编辑韩璐与作家徐鲁的第三次携手。虽然是与熟识的作家合作，但新书的出版过程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光是书名字体就换了5版，作者照片换了3次，对比了20多种纸样，更不论还有大量史料、方言、引文需要核对……在经历了“改了又改”的漫长过程后，《孩子剧团》终于成书。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部抗战题材作品问世后捷报频传：入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2025年 “上海好书”半年榜……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提起“孩子剧团”，许多当代读者或许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儿抗日戏剧团体。剧团里有20多名小团员，年纪最大的才19岁，最小的只有8岁，却在烽火中扛起了特殊的使命。茅盾先生曾盛赞：“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打捞这段不应被遗忘的红色记忆，致敬那群挺身而出的少年英雄，少年儿童出版社（简称“上少社”）精心推出长篇儿童小说《孩子剧团》。作品以真实的孩子剧团为原型，讲述了小团员们在19岁的团长吴新稼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辗转武汉、重庆等地，以歌声为号角，以戏剧为战书，唤醒民众爱国情怀的抗日故事。而这部作品从史料梳理到付梓传播的每一步，都藏着我们作为编辑的坚守与期许，值得细细记录。

《孩子剧团》

作者：徐鲁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两座城的文字缘，藏着历史的伏笔

我与《孩子剧团》的作者徐鲁老师的缘分始于8年前。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童书出版社工作，有幸编辑了他创作的一本儿童诗集。那些跳跃在字里行间的童真与哲思，让我记住了这位既能俯身为孩子写诗，又能昂首为历史立传的作家。

4年前，我刚入职上少社，与总编讨论年度选题时，徐鲁老师的名字第一时间跳进我的脑海。可惜那时他的稿约已经排到了两年后，我未能如愿约到长篇小说，却意外打捞起一颗尘封的明珠——30年前，他曾向我社投稿过一部儿童诗集《少年人的太阳》，虽通过了出版社的选题会，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后来这本书成为我社与徐鲁老师合作的开端，就像是历史早已埋下的伏笔。

2023年初春，当我拨通徐鲁老师的电话时，他正在武汉的书房里整理资料，谈及目前正在构思一部以孩子剧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身为编辑的“雷达”顿时响了起来：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出版这样一部作品，太有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了！更巧的是，诞生于上海的孩子剧团，其主要活动地在武汉，而我们的出版社在上海，徐鲁老师在武汉——两座城的坐标，恰好与这段历史的轨迹重叠。

我几乎是跑着冲进总编办公室的。陆小新总编听完我的汇报，当即拨通了徐鲁老师的电话。两人畅谈很久，最终达成共识：诞生于上海的孩子剧团，理应由上海的出版社将故事讲给更多的孩子听。

其实，徐鲁老师与孩子剧团的缘分早已结下。1992年，他就在散文《遥远的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团》里写过这群孩子；2021年，他又将故事浓缩成绘本。但绘本的篇幅就像一只精致的小匣子，哪里装得下那么多鲜活的少年和故事？决定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后，徐鲁老师仿佛成了最执着的“考古学家”：几年来，他不知往武汉长春街小学的新孩子剧团陈列馆跑了多少趟，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珍贵的宝藏；他多次拜访孩子剧团老团长吴新稼之子吴骅先生，从后人的口述中还原当年剧团的真实风貌；他甚至找到了其他团员的后人，录下了很多带着乡音的童年记忆。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与执着，为他后面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我这个责任编辑来说，前期准备工作中唯一的小波折，是关于字数的“拉锯战”。徐鲁老师最初的创作大纲写着“全书约15万字”。我拿着计算器算了又算：如果按一般童书的字号和行距来算，这书得厚得像块砖头！“徐老师，能不能控制在8~10万字？”我给他发信息，并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为例，一本16开的图书有12.375个印张，版权页字数将近25万——这还是在正文字号小、没有插图的前提下。徐鲁老师温柔且坚定地回复我：“我总觉得，长篇小说就得有长篇小说的样子。”最后，我们将作品规模定在13~14万字。现在想来，幸好没有“砍”得太狠——正是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才让这段历史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在文史的缝隙里，做个细心的“修补匠”

几个月后，13.5万字的初稿终于躺在了我的邮箱里。徐鲁老师在发给我的信息中反复叮嘱：“有一些细节属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为后面的情节埋下的伏笔，如果不经意删除了，后面的情节就有点突兀。所以删文字时请务必慎重。”我抱着打印稿读了整整两天，那些在战火中奔跑、歌唱、抗争的少年，仿佛从纸页里站了起来。但作为编辑，我知道，要让这些故事既对得起历史，又对得起孩子，还得经过三审三校的精雕细琢。在这个过程中，复审、终审和几位校对老师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帮我一起查找资料，核对史实。

初审过程中，最费神的是与历史“对答案”。因书稿是有史实依据的，文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甚至孩子剧团的转移路线都需要核对史料。比如书稿中写戏剧《保卫卢沟桥》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我翻出上海档案信息网的原始记录，发现首演地其实是蓬莱大戏院。直接改掉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文中多处情节的铺垫。我与徐鲁老师商议后，最后改成“首批演出”，既尊重了史实，又保留了故事的场景感，用最小的改动达到最佳的效果。

最有趣的“挑战”，来自上海方言。《孩子剧团》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的故事背景地在上海，下部则以武汉为主，因此徐鲁老师在个别人物的对话里增加了两地的方言俗语，以凸显地理上的环境特色。徐鲁老师是武汉人，描写武汉的场景自然不在话下。可面对上海方言时，武汉的作家和东北的编辑都犯了难。书稿里5次出现“嬢嬢”，一次出现“娘娘”，这显然是同一个称呼。我查了多个工具书和资料，发现“嬢”是“娘”的异体字，且“嬢嬢”多在川渝地区使用，那么上海话里该怎么说？好在我的身后有庞大的“亲友团”：上海本地的同事和教师朋友，他们又非常热心地帮我询问了家里的长辈和其他“老上海”，得出的结论是爸爸的妹妹叫“娘娘”，爸爸的姐姐叫“dudu姆妈”（dudu不知是哪两个字）。也就是说，“娘娘”是姑姑的意思。可是在普通话里，“娘娘”还有大家熟知的其他意思。朋友笑言：

“‘好的，娘娘。’‘谢谢娘娘。’感觉在演《甄嬛传》！”

我想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可能会出版方言类的词典，居然真的在我们出版园区小超市的书架上找到了《上海话大词典》，确定“孃孃”才是上海话的正确用法。为了便于小读者理解，我在书下加了脚注。此外，我根据词典，将书稿中的“阿爸阿妈”改为“爸爸妈妈”，将“阿爷”改为“爷爷”，将抚养沪生的“阿婆”改为“阿奶”；同时改动了少量沪语对话。这些改动也得到了徐鲁老师的认可。

《上海话大词典》内页

引文核对更是一场艰苦的“考古”工作。书中有段阿勇给爸爸念《包身工》的情节，我忽然想到，中学课本里的《包身工》是删改过的，而20世纪30年代首次刊发的原文，才更符合故事的语境。徐鲁老师为我的“按图索骥”指明了方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里收录了最初的版本。我在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始版本逐字核对，并添加脚注说明版本来源，既保证了引文的准确性，又为小读者提供了史料考据的范例。

给插画加块补丁，让历史长出质感

文字定稿后，我和美编就开始考虑装帧设计的问题，其中插画师的选择最为关键。我们在各自的资源库仔细筛选，最终锁定了何毅老师。他的手绘插画作品细腻写实，之前有过多次主题类少儿图书的插画创作经验，其中《金珠玛米小扎西》还荣获了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类优秀作品奖，他笔下的少年总有种“眼里有光芒，脚下有力量”的朝气蓬勃劲儿。

我们创建了工作群，多次在群里或开线上会讨论，确定封面和插图的内容、构图。彩色插图交稿后，徐鲁老师和副总编朱老师都给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服装太整齐了！”徐鲁老师认为，战乱年月里的孩子应该是衣衫褴褛的，“请画家给一两个人物画上帽子，有的可画毡帽，有的可画鸭舌帽或学生帽。”“给少年们的衣服上加一两块补丁，或不同的围巾。”这些都是当年上海少年的“标配”。

《孩子剧团》插图

封面设计更是改了又改：书名字体换了5版，连前勒口上的作者照片都换了3次——徐鲁老师觉得原先的照片用了太多次，容易让人有厌倦感，最后换成一张表情与书的氛围更加契合的照片。

纸张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我和美编对比了20多种纸样，最终选定了带纹理的艺术纸——摸起来既像老布的质感，又足够挺括。封面上的书名烫黑金，再加上起凸工艺，显得更加有质感。腰封纸的选择，更是让天秤座的我犯了“选择困难症”。由于封面是一张跨页图，内容比较满，一般的白色腰封纸会破坏整体感。这时，我忽然想到两年前我编辑《少年人的太阳》时，曾用半透明的硫酸纸当衬纸，于是我建议印务老师换成硫酸纸试试。打出数码样后，腰封和封面浑然一体，效果完全达到了预期。

当历史的微光，照进孩子的眼睛

2025年5月，当《孩子剧团》第一包样书运进编辑部时，摸着带有纸墨香的图书，我深知，这只是编辑工作的开始，做不好营销工作的文字编辑不是好的策划编辑。

还未来得及喘口气，我们马上开始了研讨会的筹备工作。6月19日的北京居然难得的清凉，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上少社承办的“热血少年，抗战奇花”——徐鲁长篇小说《孩子剧团》作品研讨会将多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聚集在一起。那天的研讨从9点半持续到中午12点半，专家们仍意犹未尽。大家一致认为，从历史角度而言，《孩子剧团》聚焦虽未身处战火但极具意义的儿童抗战群体，丰富了抗战历史的书写维度；从教育层面而言，这本书以文学叙事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为当代儿童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历史教育读本。

为让这份热血与赤诚离读者更近，《孩子剧团》的线上、线下活动正在陆续开展中。7月，徐鲁老师受邀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武昌城史馆，向在场的家长和小读者们做了一场关于《孩子剧团》的讲座。他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多年来搜集史料、踏访孩子剧团足迹的经历，将烽火岁月里少年们不屈抗争、向阳生长的故事娓娓道来。来自武昌区“新时代少年宣讲团”的5位同学也满怀热情，向在场读者宣讲了当年孩子剧团在昙华林、在武汉三镇的奋斗故事。

徐鲁老师在武汉活动现场

自出版以来，《孩子剧团》捷报频传：不仅入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更先后跻身“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2025年 “上海好书”半年榜、2025桂冠童书“百强名单”，荣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总榜、等多个权威榜单，获评《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上半年度优秀图书，更成功入选浙江金华地区图书推荐目录，收获了专家、媒体与读者的广泛赞誉与深度认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徐鲁老师在《出版商务周报》的专访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们能从这些少年奋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虽饱受挫折，却依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不断浴火重生的精气神。”（）从审稿时的史料梳理，到设计时的细节修改，再到出版后的传播回响，《孩子剧团》的编辑历程让我确信：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用文学的匠心，让那些热血的少年故事穿越时空，成为照进当代童心的光，就是编辑工作的意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务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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