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刘青山死后多年，其3个儿子找到举报者李克才：请为父亲平反

1965年初秋，北方的风带着凉意扫过南京南开大学的校园。招生办公室的桌面堆满档案，负责审核的老师盯着一份成绩单，忍不住嘀咕：“这个分数，清华都够。”成堆的报名表中，那份写着“刘铁骑”的材料格外显眼，却又让人迟疑。原因只有一个——刘铁骑的父亲叫刘青山。

时钟拨回到三十年代。刘青山出身雇工家庭，1931年入党，枪林弹雨里立下不少战功。张子善同样如此，俩人很快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小传奇。战争结束后，他们握着战功证书走进天津的办公大楼，刘青山成了地委书记，张子善任专员，李克才则被调来担任副专员。几个月里，李克才常对人说：“跟着青山、子善干，放心！”那时的他尚不知道，理想与贪欲只隔一堵墙。

1949年到1951年，两年多时间，刘青山极少踏进地委办公室，人们更常在马道场18号见到他。那座小洋楼被下属私下叫“刘公馆”，黄铜门把手、进口地毯、整面墙的洋酒，外加一大排刷得锃亮的轿车，排场足以让老战友瞠目结舌。有人提醒，刘青山摆手：“苦日子熬够了，该换口气。”豪宅之外，更夸张的，是他一次雪夜想吃韭菜饺子，厨师连夜奔往北京四季青暖房。奢侈本是私人选择，可问题在于，花的是公款。

李克才最初忍下不满，一来刘青山是顶头上司，二来生活方式究竟算不上犯罪。真正刺痛他的，是救灾粮被克扣那天。1951年春，冀中遭受水灾，民政部门拨下的大米一车车进仓，却不见发往灾区。李克才追到账本，才发现数额“蒸发”了上百亿元（旧币）。他几经劝告未果，只得越级上报。河北省委调查组仅用十多天就掌握确凿证据：盗用、侵吞、投机倒把，条条铁证。12月，刘青山与张子善被捕。翌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毛主席批准执行。天津西郊的枪声盖过冬日的北风，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喃喃：“该杀。”

行刑现场八公里外，三名孩子尚在睡梦中。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还在襁褓。中央考虑他们无辜，下文批示：每月十五元抚养费，幼子交由范勇抚养。可政策解决不了同学指指点点，也挡不住街坊的窃窃私语。多年后，刘铁甲回忆：“最怕的不是穷，是别人突然问一句‘你爸是谁’。”

时间来到六十年代中期，高考通知书正装进邮袋。石油学院党委最终拍板：录取刘铁骑。批准文件上夹着一张便条：“此子操行合格，表现良好。”然而父亲的名字仍像暗影般跟随。社会气氛渐变，“平反”二字被频频提起。1969年，兄弟三人带着忐忑心情踏进李克才在石家庄的家门。客厅灯泡昏黄，他们近乎异口同声：“叔叔，请为我父亲平反！”

短暂沉默后，李克才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孩子们，这个结论恐怕改不了。”定罪文件、中央批示、数以百计的证言和票据，任何一页翻出来都足以令辩解失声。李克才又叹气：“若他还在，也只能认。”兄弟仨低头不语，墙上石英钟发出清脆的滴嗒声，仿佛为对话划下终止符。

离开李克才家的那个夜晚，石家庄街头没有月亮，只余路灯光圈。刘铁骑后来告诉同学：“他没有给我们想要的答案，但给了我们能走下去的勇气。”李克才随后写信给有关部门，再次请求落实对刘家子女的抚恤和工作安排。文件批复很快到位：刘铁骑毕业后分配到大庆，刘铁甲进入冶金部设计院，刘铁兵由部队转业安置在地方企业。政策的善意并非替父洗白，而是不让罪责延伸到下一代。

七十年代末，全国掀起拨乱反正的热潮，一些冤假错案获得纠正。刘家三兄弟再次被人提醒“抓机会”，却都选择沉默。刘铁甲在日记里写下两行字：父之过错，子无力挽；子之前程，唯自力争。直到九十年代，兄弟三人陆续退休，他们仍未提交任何申诉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刘青山案之后，中央连续出台财经纪律、干部生活待遇等多项规定，并多次开展整风运动。刘青山、张子善成为禁止特权、遏制腐败的首批反面教材。李克才则在1962年调任安徽省计委，后长期从事纪检工作，1984年离休。生前谈及当年决定，他只说一句：“手握公权，先想后人可否抬头。”

试想一下，如果1950年那碗韭菜饺子被刘青山推开，也许他能看见自己孩子成长的模样。但历史不做假设，记录只对事实负责。刘家的三个儿子最终用自己的努力脱去了“贪官之子”的标签，而他们曾经的那句恳求，则永远停留在石家庄的那盏昏黄灯下——一个时代的回声，也是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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