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女儿，也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并荣获“战时三等功”！

她是个女兵，个子不高，脸色发白，手上全是血泡，猫耳洞里趴着不动。

不是怕，是太累了。

电台整整操作了十几个小时，手掌早就磨破，她还咬着牙撑着。

炮火在头顶炸，泥水从洞口灌进来，她连动都没动一下。

没人知道这个女兵是谁，直到后来有人认出来她的姓氏——焦。

是的，她是焦裕禄的女儿，叫焦守军。

她不是来“镀金”的，她是真刀真枪冲在前线的。1979年那会儿，边境局势紧张，她连续写了三次请战书，非要上战场。

部队里最开始没答应，怕她身份特殊，一旦出事不好交代。

她就一遍遍申请，说不让她上她就天天写。

最后，上级松口了。

她进的是昆明军区十四军的通信连，硬骨头部队。

她说：“我爸说过，共产党员就得在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她当时拿着父亲用过的钢笔，母亲亲手交给她的。

那笔值不了几个钱，但对她来说，是命。

其实焦守军不是第一次吃苦。

她1972年参军，在济南军区，冬天穿着厚军大衣值夜班，冷得脚都冻麻了；夏天热得军装都湿透，白天晒不干，晚上继续穿。

她主动申请当话务员，别人嫌枯燥，她偏要干。

她说：“你守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战位。”

1979年，她上了前线。

通信兵，说白了就是“战场上的神经线”，断了全盘乱。

她们连用的是“分段接力”法布设线路，一点点往前推，推到前沿阵地。

敌军炮火一来，线路全毁，她扛着设备冲出去修。

有一次右臂被弹片划伤，血流不止，她拿布一缠继续干，干了整整12个小时。

老山那一仗，她和三个女兵组了个小分队，在离敌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搭了个通讯点。

没帐篷，用雨衣罩个机房；没热水，雨水接了泡压缩饼干吃。

最紧张的一次，敌人突然偷袭，距哨位只剩30多米，她一边指挥撤退，一边让人把通讯设备全带走，连根线都没丢。

这一站打了半个月，她们小小的通讯点，保障了两千多条指令的传输，没出一次错。

战后，她被记了战时三等功。

她什么都没说，照样穿旧军装，照样拿热水泡干粮。

她说：“设备比命还值钱，炸了可以修，人死了就啥也没了。”

这事传回家里，母亲没哭，也没骄傲，只说了一句：“你爸要是知道你干得不错，也就放心了。”

焦守军的身上有种老一辈的倔。

她生活里不讲排场，单位发的奖章从来不挂墙上，放在抽屉里锁着。

她当兵那年，家里条件不宽裕，她从来没伸手要钱。

战斗结束后，她回到地方继续做通信保障工作，默默无闻。

儿子长大了要当兵，她没拦。

出发那天，她给了孩子三样东西：一个搪瓷缸，是焦裕禄用过的；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她年轻时的读物；还有一张手抄稿，是她自己一笔一划抄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孩子问她：“为啥给我这些？”她只说了一句话：“人不能忘根。”

她有个习惯，年年清明都去麻栗坡烈士陵园。

她不烧纸，不放鞭炮，就带着一堆战友家属写来的信，坐在墓碑前，一封一封念。

她说：“他们听得见。”她念的时候从不哭，念完就走，从不多留一分钟。

她说：“他们在那儿站岗，我不能吵他们。”

焦守军不是那种会讲故事的人，她说话不多，做事利落。

但她身上那股劲，谁都看得出来。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爸当年怎么活，我就怎么活。”

她不是生在战场上的人，但她把命搭在了战场上。

她不是为了出名，也没想过当英雄。

她说：“我爸没当英雄，他也就一个县委书记。

我也就是个兵。”

她得过23项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模范退役军人……她从没主动提过。

有人问她荣誉多不多，她说：“那不都写在纸上。”

她今年快退休了，住在一间普通的家属院里，门口种了几棵泡桐树，风一吹，树叶哗啦响。

她说这是她爸当年种的那种树，根扎得深，风吹不倒。

没人再提起她的那些战功，邻居只知道她是个爱扫院子的老太太。

她不在乎，她说：“我就是个兵，兵退了，但兵心没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