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松年子女写信：找到烈士陈乔年的独女

1994年12月中旬的一个清晨，上海威海路的灰楼前飘着细雨。市委组织部档案处两位工作人员带着一封盖着“机密”戳记的公函，敲响了陈家后人寓所的大门——这封信，事关陈乔年烈士失散了六十多年的女儿。

收到信件的陈长璞愣了片刻，轻声念出标题：“关于协助认定烈士陈乔年遗孤事宜。”她抬头望向哥哥陈长琦，眼里写满复杂的期待与犹疑。

线索并非凭空而来。四年前，福建新四军老兵研讨会上，76岁的苗玉自述身世，说自己幼时被安徽无为人家收养，养祖母曾告诉她：“你真正的父母在上海，姓陈。”会场一片静默，没人敢贸然下结论，但有人记下了这段话。

随后，杨纤如——陈乔年遗孀史静仪的妹夫——将苗玉的叙述与1989年《文艺报》刊登的文章对照，发现时间、地点、人物特征惊人吻合。他写信给多方，希望有人接力调查，可惜一年后便溘然长逝，手头材料再度被搁置。

组织部门重启调查，先查档。1928年9月互济会的收养名单里，果然有一位“陈阿鸿”，性别女，备注“安全原因临时寄养”，经办人署名“孔××、吴××”。这一发现，和苗玉口述的“孔先生、吴先生”不谋而合。

档案提供了方向，但亲缘认定更需比对。1994年冬，上海方面请陈家第三代赴福州见面。陈长璞初到苗玉家，几乎被眼前的神似震住：眉骨轮廓像伯父陈延年，下颌线又有父亲陈松年的影子。双方先是相顾无言，随后同时伸手，场面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也不禁鼻酸。

对话只有短短一句。“如果真是二伯的女儿，这回总算团圆了。”陈长琦话音不高，却听得众人心口发热。

情感归情感，程序仍要走完。血型、口音、历史细节一一核对。苗玉能够说出养祖母当年只拿到“两块大洋”便匆忙返乡，这正好与《上海互济会1928年支出簿》上的数字吻合。又如孔家雇员名单中的“安徽籍女佣”，也在互济会卷宗出现过。种种细节拼凑，证据链渐趋完整。

把目光拨回更早的年份，才能理解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为何如此艰难。1928年2月16日，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会议遭叛徒告密，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同时被捕。经受电刑、吊刑仍守口如瓶，直到6月6日清晨，三人被押往龙华枫林桥畔。枪口响起前，陈乔年说了最后一句话：“让后来人走得更稳。”

彼时史静仪已有身孕，白色恐怖下，她不能带着新生女婴在上海久留，只得托互济会掩护。组织考虑安全，决定将婴儿转送安徽乡下抚育，并叮嘱经办人不得留下可追溯痕迹。从此，陈鸿改名换姓，散入人海。

历史的缝隙多到难以计算。抗战爆发后，互济会档案毁于轰炸；解放战争期间，流亡者行踪无定；新中国成立初，户籍整顿又打乱了许多旧籍贯标注。直到八十年代档案逐步开放，零碎信息才被陆续拼起。

值得一提的是，苗玉本人并非急于认祖。她离休后收入稳定，子女就业体面。她更在乎的是那句埋在心底数十年的疑问：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在福州的第一次谈话，她半开玩笑地说：“查清身份，对我更多是情怀，身份牌子反而次要。”

调查拖了近一年才结案。1995年初，市、部两级组织部门共同形成结论：苗玉即陈鸿，确认其烈士子女待遇，并补发相关证件。文件归档当天，陈家后人把她的名字和1931年即夭折的哥哥陈红五并列，写入族谱。

有人或许觉得，尘埃落定不过是官方程序的结束。但对于家族记忆来说，这意味着另一件事——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以生命换来的理想，如今有了更完整的传承。

后来的聚会里，陈长璞提到一个细节：苗玉第一次拜谒安庆十里铺墓园时，在石阶前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等到众人上前搀她，她才慢慢抬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道：“爸，我来晚了。”这一幕，无需旁白。

档案、口述与现场勘查共同完成了这场跨越六十六年的寻找。偶然与必然相交织，让一段被迫中断的血脉再次连上。有人感慨曲折，有人称赞运气，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那些留在龙华刑场的背影，从未真正消失。

苗玉八十岁生日那年，陈家四世同堂的合影摆在书桌上。她用毛笔在背面写下一行字：一纸公函，一条血脉；风雨不灭，生机自续。然后合上相册，安静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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