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无形与有形：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文化传播与城市记忆

【编者按】数字人文的魅力，正在于它能打破领域边界，既可以帮我们解读千年典籍的无形价值的传播脉络，也能让我们看见百年城市的有形物质的变迁轨迹。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2025年11月7日举办题为《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以<道德经>为例》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该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年“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秋季学期的第三场。主讲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崔钰博士后。与谈嘉宾是泉州师范学院李乔玄讲师，分享的研究是《长时序建成环境存量地图绘制——以丹麦城市欧登塞为例》。。

《道德经》译本封面（图片来源：Goodreads.com）

崔钰：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读书会上见面，一起从“数字人文”的视角，来谈一谈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特别是《道德经》如何走向世界、在不同国家留下怎样的传播轨迹。中国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数字人文提供了一套新的工具，让我们不仅可以“读懂经典说了什么”，还能更系统地回答“经典是如何被世界读到的”。

先从这部经典本身说起。《道德经》，又名《老子》《道德真经》《五千言》，是春秋时期老子所作，对中国哲学、政治、伦理乃至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广的东方哲学经典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道德经》是除《圣经》之外被翻译成最多语种的经典。

如果把视野放大，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重大文化流动背后几乎都有“典籍外译”的身影：无论是《圣经》的多语种翻译和跨洲传播，还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典籍的重新发现与翻译，又或是印度佛教经典东传中译本的大量产生，典籍翻译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它既是知识的媒介，也是文明交流的基础设施。因此，《道德经》的外译史，不只是“这本书有多少译本”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明如何彼此观看、理解甚至误解彼此的过程。

围绕《道德经》外译，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累积，大致可分为四个方向。第一，是传播史的梳理，有学者提出《老子》在英语世界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每一次翻译高峰在所依据的底本、译者的学术背景、书名的翻法以及整体策略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二，是对核心概念的翻译研究，比如“道”“德”“无为”等，到底是意译为 “way”“god”等熟悉的概念，还是以“dao”这种音译形式保留其陌生性和哲学弹性，这其实涉及到译者如何在目标文化中安置一个“异文化概念”。第三，是关于接受与影响的研究，考察译本如何进入哲学、宗教学、比较文学等课堂，又如何影响相关学科的话语体系，以及大众读者如何理解、改写这一外来思想资源。第四，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例如外交、战争、文化政策、出版市场等如何塑造译本的生产与流通。

但典籍外译并不是一种“随机扩散”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性传播”。换句话说，哪些文本会被翻、被谁翻、在何处出版、被哪些群体接受，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由认知吸引力、制度约束和社会嵌入性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文化在跨语境流动时，往往会被不断重写、重构。有研究利用大规模文本数据库、结合历史和经济数据，用进化模型追踪“爱情元素”等文化内容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轨迹，从而把文化传播从单纯的“内容分析”推进到“结构建模”和“环境解释”。这种思路启发我们：经典的外译和再译，也可以被看作一张随时间演化的“传播之网”。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尝试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的数字人文方法，从宏观视角考察《道德经》在全球的传播格局。社会网络分析让我们看到的是“谁与谁发生了联系”，而GIS则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联系“发生在什么地方”。从理论上说，文本之间的互引、转译本身不具有空间属性，但译者的职业轨迹、学术共同体和出版渠道却深深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空间。《道德经》某一译本A引用了译本B，在文本层面只是一次注释或参考，但如果我们把大规模的互引关系映射到地图上，就很可能看到某一时期某些地区之间的文化影响路径。因此，当网络分析与GIS结合起来时，我们既能看到一张抽象的“关系之网”，也能看到一张具身于空间的“传播地图”。

具体来说，研究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构建《道德经》的典籍传播网络：我们将各个译本视为网络中的节点，将译本之间的各种关联（包括直接转译、参考、评论等）视为边，并根据不同关系类型赋予不同权重，构成一个加权网络。第二步，将译本节点替换为对应的出版国家：我们先在城市尺度为每个译本进行地理编码，再依据当代地缘政治边界将城市归属到国家，从而将“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国家之间的联系”。第三步，在网络构建完成之后，分析其整体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格局、关键节点的变化，以及背后经济、宗教、政治关系所扮演的角色

当我们把这一网络“搭起来”之后，一个更加立体的《道德经》传播图景就浮现出来了。《道德经》传播网络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主要分布在北美、南美、欧洲及东亚。欧洲国家内部的交流尤其密集，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联的区域网络。与此同时，美国与网络中约82%的国家建立了传播联系，其中美国—德国以及美国—荷兰这两组关系的传播强度尤为突出，成为整张网络中最重要的“跨区域桥梁”。

进一步从“活跃度”视角看，《道德经》的全球传播呈现出愈发明显的中心—依附结构。高活跃国家往往承担着更多的文化输出角色，它们输出的对象主要是活跃度相对较低的国家；而低活跃国家则更多处于“文化接收端”，其接受来源多来自中高活跃国家。低活跃国家之间的典籍交流相对稀少，这种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出版与学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经典的全球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中心节点的中介能力。

如果把时间维度纳入考量，我们会发现，这张网络的“核心国家”在不断发生位移。在20世纪中期以前，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一直是《道德经》海外传播的主要中心，这与早期大量通过传教士渠道传播《老子》密切相关，如傅圣泽、白晋、马若瑟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逐渐成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相关译本与研究显著增多。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以及英语的全球通用地位，美国逐步取代欧洲国家，成为《道德经》外译网络中最重要的核心国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国家”与“中介国家”并不完全重合。所谓中介，是指一个国家不仅能高效接收外来译本，还能够将其继续向其他国家扩散。在传播的中期阶段，德国的中介作用尤为显著；到了后期，美国逐渐接棒，成为重要中介。这种变化背后，既有语言的因素——英语作为国际共通语极大降低了文本再传播的门槛，也与相关国家学术、出版体系的成熟度有关。

在分析网络形成机制时，我们重点考察了三类因素。第一类是网络自身的结构演化机制——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朋友的朋友更容易成为朋友”：如果国家A与B之间已存在典籍传播关系，B与C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那A与C更有可能在之后建立新的传播联系。第二类是国家属性的影响，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经济发展水平、出版资源丰富度、典籍产出能力接近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形成互相译介、互相引用的关系。第三类是跨网络的关系共生，例如已有政治合作、宗教联系或经贸往来较紧密的国家，更有可能在经典传播层面产生额外的“叠加效应”。

我们可以得到几条初步结论。首先，《道德经》的海外传播并不是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一个动态的、多中心的互惠过程。虽然从结构上看确实存在少数强势文化中心，但具体到文本层面，它更像是一场跨文化的“互读”：不同国家在译介、改写、再诠释《道德经》的过程中，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并重塑“道”与“德”的意义。其次，经典之间的传播关系更多地发生在出版数量较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之间，这说明文化传播网络的“骨架”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稳定的出版体系、教育体系再高深的经典也难以长久地停留在一个语境中。第三，宗教邻近性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早期西方传教士往往采取一种“适应性翻译策略”，例如把“道”直译或意译为“上帝”，通过把《道德经》嵌入既有神学框架来降低理解门槛。这种做法确实有助于《道德经》在西方的接受与流行，但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它原有的思想结构。这提醒我们：跨文化传播中的“兼容性”固然重要，但过度的本土化有可能造成误读甚至误用，因此在译介经典时，如何在忠实原义与适应语境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持续讨论的伦理问题。

李乔玄：《道德经》的海外传播，是“无形”文化价值的流动——它承载的哲学思想本看不见、摸不着，数字人文却能将其转化为可分析、可追溯的传播路径，让“无形”思想有了“有形”印记。崔老师，您觉得您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崔钰：这个方法的本质是“关系结构+空间维度”的双重视角融合，不局限于特定文本或文化载体。因此他并不局限于《道德经》，也适用于其他经典文本传播，如《论语》《孙子兵法》等跨文化传播路径分析。同时，其他非文本文化遗产传播，如传统技艺、民俗、音乐的全球扩散，也可以通过记录传播载体（如教学机构、表演活动）的空间与网络关系实现分析。此外，其他知识与信息传播，如学术论文、技术专利、流行文化（影视、音乐）的跨区域流动研究场景下也可以尝试此方法。

李乔玄：数字人文技术能够帮我们解读千年典籍的无形价值的传播脉络，接下来我换一个角度，谈谈如何基于数字人文技术，基于有形的物质载体，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帮助我们理解一座城市在时间中的“物质生长”。我尝试去回答一个问题：一座城市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到底“长”出了多少物质，这些物质如何在空间中分布，它们又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建成环境存量”？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古典典籍移向身边的城市，就会发现我们每天生活的空间，本质上是由各种人造物组成：住宅、工厂、学校、道路……这些为人类活动提供支撑的人造环境，就是“建成环境”。而建成环境存量，则指构筑这一环境的人造物质总质量，比如钢筋、水泥、混凝土等各种材料的总和。每一栋建筑、每一条道路，从建设到运营再到拆除，都会消耗能源与资源，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和大量建筑废弃物。因此，弄清楚建成环境存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对评估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预测未来的物质需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尝试把历史地图与当代地理空间数据“拼接”在一起，构建一套跨越两个世纪的建成环境存量数据库，从而在城市尺度上系统描绘一座城市的“物质时光轨迹”。我们选择的案例城市是丹麦的欧登塞。欧登塞是丹麦第三大城市，面积约305.6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多万，一方面它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座拥有先进科技研发机构的现代城市。这种“历史深度”与“当代活力”的叠加，使欧登塞非常适合作为观察长期城市物质演化的样本。

在数据方面，我们尽可能搜集了能够覆盖城市范围的各类空间资料，包括早期的手绘地图、地籍图、历史航片、不同年代的遥感影像以及现代的建筑登记信息等，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图书馆和统计机构。整体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步骤：首先，对历史地图进行校正与配准——也就是把不同年代、不同测绘方式、不同精度的地图叠加到同一个空间坐标系上；其次，对配准后的地图进行数字化，提取其中的建筑足迹和交通线，从而获得1810年至2018年间12个时间截面的建筑和交通分布数据；再来，依据建筑足迹的形状相似性和拓扑关系，在不同年代之间识别出“同一栋建筑”的时序轨迹；接着为这些建筑要素补充属性信息，包括用途、楼层数等，结合交通线路的结构特征，建立起一个带有丰富属性的“建成环境要素库”；最后，结合团队前期调研获得的材料系数，将这些建筑与基础设施转化为相应时期、相应空间单元上的物质存量与流量。

在这些步骤中，历史地图的配准和数字化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我们仅地籍图就收集了一千多幅，需要逐一根据现存的地物，比如至今仍存在的教堂、重要道路等等，来选取控制点，进行几何校正与配准。配准完成后，我们按照绘制年代将地籍图分为四个时期，以便观察不同时段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随后，我们从这些地图中逐年提取建筑轮廓与交通线，将离散的纸质图纸转换成可以叠加、可以计算的数字要素。

历史地图矫正与配准

如果把建成环境存量与人口变化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有趣的“错位”。19世纪时，欧登塞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建成环境存量的增速；到了20世纪，二者的增长曲线大体趋于同步关系，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基本保持“齐头并进”；但此后，人口增长开始放缓，而建成环境存量则继续快速攀升。这意味着在一定阶段之后，城市的物质扩张并不完全受人口规模驱动，而更多与生活方式改变、居住空间扩展、基础设施升级等因素有关。从空间分布来看，20世纪初市中心与周边地区的存量差异不断拉大，中心区域的物质积累远高于郊区；但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城市更新与规划策略的调整，这种差异逐步缩小，部分郊区的存量水平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出现“再致密化”的趋势。

这些数字背后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情境。结合欧登塞城市发展的史料，我们可以做一些解释：在19世纪，城市中心形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而中上阶层则逐渐搬往更远的郊区，呈现出典型的“阶层分异与空间分化”；二战之后，城市掀起大规模建设热潮，新大学的建立以及移民住房的兴建极大提升了郊区的存量水平；20世纪后期，大量新建建筑沿着主要交通线分布，尤其是贯通城市东西两侧的大桥投用后，沿线涌现出众多房地产开发项目；进入21世纪以后，欧登塞市议会开始推动城市更新和致密化政策，鼓励在存量空间内部进行再开发，这使得许多郊区的存量增速放缓，整体城市结构从“外扩型”逐渐转向“内生式优化”。

崔钰：非常感谢李老师分享！您觉得这种数字化城市历史还原技术，能够为文学研究带来什么呢？

李乔玄：欧登赛城市的数字化的城市历史还原，为文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空间维度”。它提示我们，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传统文学研究对文本的单一依赖，可以尝试通过将文学作品置于动态演变的城市空间中，去探索社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视野，城市文化身份的转型如何塑造文学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