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32｜“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

——入库案例：李某彬等诈骗案

审理法院：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案号：（2020）赣0822刑初71号

入库编号：2024-05-1-222-006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 共同犯罪 帮助取款 明知

裁判要旨：

关于“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在上游诈骗犯罪尚未侦破的情形下，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帮助取款行为如何定性，争议聚焦于诈骗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款的行为人，在认定其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共同犯罪时，应当以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引领，判断是否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若符合，以诈骗共犯论处；若不符合，另行判断是否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

依据《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诈骗共犯，需同时满足以下标准：帮助取款行为在电信网络诈骗正犯的实行行为完成之前介入；帮助取款行为与电信网络诈骗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帮助取款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前准备好现金、提供银行卡用于接收赃款，随后套现、取现，反复帮助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套现、取款的行为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本文围绕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彬等诈骗案（（2020）赣0822刑初71号），结合裁判要旨，对“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进行深入分析。文章首先概括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其次从共同犯罪理论、司法解释适用及主观明知认定等方面展开法律分析，最后总结辩护思路和裁判要旨启示，以期为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一）案件事实

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被告人李某彬、林某1、陈某某、钟某明、林某生、李某仔、周某某等人形成犯罪团伙，专门为“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提供资金转移服务。李某彬从杜某某处获悉帮助虚假赌博网站“走钱”可获利后，与林某1等人协商合作。林某1通过百度贴吧结识上线，并组织陈某某、钟某明、林某生等人共同出资，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工具，帮助转移诈骗所得资金。后续又纠集李某仔、周某某、林某2加入。

该团伙的操作模式为：李某彬通知林某1赃款金额，林某1等人提前准备等额现金（扣除3.6%抽成后）交予李某彬核对；李某彬上报上线杜某某后，指示林某1提供银行卡账号接收赃款；赃款到账后，林某1将现金交付李某彬，由李某彬转移给上线。林某1团伙成员通过支付宝多次转账、分拆资金，最终在银行网点取现。团伙先后在广西柳州市、福建厦门市、福州市等地操作，为规避调查，使用自动删除聊天记录的软件，并集中住宿于宾馆等待指令。至案发，该团伙帮助转移诈骗资金达211万余元至154万余元不等。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至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判决生效后无上诉、抗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帮助取款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争议焦点具体包括：

1. 主观方面：被告人是否“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 客观方面：帮助取款行为是诈骗犯罪过程的组成部分，还是独立的事后行为？
3. 法律适用：如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界定共同犯罪范围？

二、法律分析：帮助取款行为构成诈骗罪共犯的理论依据（一）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适用

共同犯罪理论以刑法第25条为基础，强调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整体性。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犯罪链条长、分工细化，帮助取款行为虽未直接实施诈骗，但若与正犯形成意思联络和行为协同，即可能构成共犯。

本案中，帮助取款行为与上游诈骗形成有机整体：

• 意思联络：各被告人通过接头人、聊天软件与上线保持沟通，对诈骗行为有明确认知。例如，林某1与李某彬商定抽成比例，并提前准备工具，表明其与诈骗正犯存在事前或事中通谋。
• 行为协同：取款行为与诈骗得手时间紧密衔接。被害人资金一旦转入指定账户，被告人立即通过支付宝分流、银行取现，确保诈骗分子迅速变现。这种“无缝对接”表明帮助行为是诈骗目的实现的关键环节。

根据犯罪支配理论，帮助取款行为对诈骗既遂具有功能性支配。正犯利用被告人的取款服务降低风险、提高效率，被告人则通过反复操作强化诈骗链条的稳定性。若将帮助行为孤立为事后环节，将割裂犯罪整体性，轻纵犯罪。

（二）《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的规范解读与适用

《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帮助转移诈骗所得等，以共同犯罪论处。”该条款的适用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

1. 帮助行为在诈骗实行行为完成前介入
2. 帮助行为与诈骗结果具有因果性
3. 行为人主观上明知

第一，介入时间要件。诈骗实行行为的完成应以财物占有转移为节点。本案中，被害人将资金转入诈骗账户仅构成形式占有，而实际支配需通过取现实现。被告人从准备现金、提供账户到取款变现，均发生在诈骗正犯尚未完全控制财物之前。例如，林某1团伙在接到赃款后立即操作取现，其行为与诈骗正犯的支配行为同步，而非事后补救。

第二，因果性要件。帮助取款行为与诈骗结果存在物理与心理双重因果联系：

• 物理因果：无取款服务，诈骗资金无法快速变现，正犯犯罪目的难以实现。被告人的行为直接促成财物非法转移。
• 心理因果：被告人的参与增强了正犯的犯罪决心。上游诈骗分子依赖该团伙的稳定取款能力，形成犯罪分工的信任基础。

第三，主观明知要件。法院从六方面综合认定“明知”：

• 认知能力与经历：被告人多数参与过网络赌博，陈某某、李某仔曾受骗，对“杀猪盘”模式有清晰认知。
• 行为异常性：使用加密软件、多地流窜、集中住宿等，表明其故意规避调查。
• 获利模式：按比例抽成，与诈骗金额挂钩，反映其对资金非法来源的认知。
• 地域背景：被告人来自福建，系电信诈骗高发区，可推知其了解犯罪性质。
• 操作频率：多次重复取款，银行卡流水巨大，远超正常交易范畴。
• 供述印证：林某1、陈某某等人直接供认明知系“杀猪盘”诈骗资金。

这种推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知”的司法解释精神，即基于客观行为反推主观故意，避免犯罪分子以“不明知”为由逃避制裁。

（三）诈骗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界分

两罪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介入时点与作用：

• 诈骗罪共犯：行为发生于诈骗犯罪进行中，对诈骗既遂起促进作用。本案帮助取款是诈骗链条的必要环节，与正犯行为一体化。
•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行为发生于诈骗既遂后，仅对赃款处置起事后帮助作用。若本案被告人在诈骗分子完全控制财物后才介入取款，则可能构成该罪。

法院引用《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四条，明确将事前准备、事中取款行为界定为诈骗共犯，符合立法目的。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非接触性、跨地域性特点，帮助取款行为往往是犯罪得逞的关键，若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将导致刑罚失衡。

三、辩护思路与裁判要旨启示（一）辩护思路总结

本案中，辩护方可能主张：

1. 主观不明知：被告人仅提供技术帮助，未参与诈骗策划，对资金性质缺乏明确认知。
2. 事后帮助性质：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既遂后，应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罪责刑相适应：若定诈骗罪，刑罚过重，与行为作用不符。

法院驳斥上述观点，理由如下：

• 主观明知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被告人的规避措施、高额抽成等均指向直接故意。
• 介入时点早于诈骗完全既遂，取款是诈骗目的实现的必要步骤。
• 量刑时已区分各被告人作用，李某彬、林某1等主犯刑期较重，周某某等从犯刑期较轻，体现罪责均衡。

本案裁判要旨明确：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应以共同犯罪理论为引领，严格依据《电信网络诈骗意见》认定诈骗共犯。其启示包括：

1. 统一司法标准：为类似案件提供明确指引，避免定性分歧。帮助取款行为若满足介入时点、因果性与明知三要件，应以诈骗罪论处。
2. 强化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需综合治理，对帮助行为从严惩处，切断犯罪利益链。
3. 注重主观明知推定：结合认知能力、行为模式等要素综合认定“明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证据漏洞脱罪。

游涛，资深法律工作者，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职业资格：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业务领域:民商事诉讼 国内仲裁 破产重组 保险纠纷 职务犯罪

工作经历：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审判庭、劳动争议庭历任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分管重大疑难及新型案件的审理及全庭案件的审核。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实务及研究工作。撰写的多篇判决书及论文在国家级法律刊物发表，常年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司法局、律师协会进行专题讲座。因业绩突出，先后荣获两次个人三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一次市级优秀法官及多次院级嘉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金川律师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从事诉讼仲裁、破产重整业务与保险纠纷。擅长合同纠纷、公司争议、产品责任、建设工程、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争议解决。金川律师同时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在企业合规审查、重大项目法律风险评估、职务犯罪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教育背景：于2001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法法学学士;2007年获对外经贸大学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