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走亲戚我才知道，穷人过年和富人过年，完全是不同一个概念

腊月二十八，我拎着两箱牛奶先奔姑妈家。电梯门一开，年货味儿冲得人一懵：防盗门两侧堆了六箱沙糖桔，最底下那箱已经渗出黏手的糖渍，像谁把“甜”字硬贴在墙上。厨房更壮观，冰柜里塞满19.99元一斤的冷冻虾仁，塑料袋上结着霜花，像给虾戴了层白纱——姑妈说“过年不能掉价”，一口气买了八斤，够吃到清明。

表哥穿着去年公司发的红色卫衣，袖口脱线，他指着客厅那台75寸大屏，语气像在汇报KPI：“分期还剩9期，每期666。”电视里循环播放《恭喜发财》，屏幕右下角跳出“房贷还款提醒”的弹窗，他慌忙按掉，像拍死一只不合时宜的蚊子。孩子窝在沙发刷短视频，外放声盖过了电视，姑妈把腊肉塞他手里，他顺手把手机塞进腊肉袋，油花蹭在手机上，像给镜头上了层柔光滤镜。

隔天去二姨家，屋里静得能听见地暖管道“咔嗒”一声膨胀。客厅没瓜子壳，没糖果盒，只有一张登机牌插在绿萝盆里——他们初一飞北海道，机票是半年前就锁定的早鸟价。表弟在厨房做厚切和牛，油花“滋啦”一声，像给沉默点了把火。他闺女坐在地毯上拼乐高，拼的是京都清水寺，说明书全英文，她嘴里念着“torii gate”，发音比我还标准。二姨说：“出国过年不是炫耀，就想让孩子知道，年可以没有鞭炮，但不能没有新鲜氧气。”

返程高铁上，我隔壁坐着个抱娃的大姐，娃哭到撕心裂肺，她递过去一只旧手机，屏幕裂得像冰裂纹瓷器，孩子瞬间静音。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姑妈家把年货堆成小山，是想用数量对抗日常稀缺的安心；二姨家把年味搬去雪场，是用距离买来教育上的从容。两种姿势，一样狼狈——前者怕错过打折，后者怕错过打折的人生。

列车穿过一片城中村，楼顶还残留着“拆”字红圈。我忽然想起姑妈家那箱化冻的虾仁，包装印着“深海捕捞”，产地却是内陆养殖场；也想起二姨家登机牌背面的小字：行李限重23公斤，超重费每公斤600元。原来不管钱包厚薄，每个人都在偷偷交超重罚金——有人用未来的月供，有人用当下的亲情限额。

年三十夜里，我回到自家老破小，楼下小卖部老板把最后一挂“一万响”拆开，散卖给几个小学生。我买了两米，挂在阳台，点燃那瞬间，噼啪声混着隔壁楼英语听力“Spring Festival is also called Chinese New Year……”一起炸开。火药味飘进屋里，像给两种人生加了同一道滤镜：红纸屑落在晒不干的衣服上，也落在没拆封的护照上，都是新年，都带点狼狈，却也因此像真实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