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31：拥抱中原：杜宇氏的崛起、辉煌与落幕

我们今天一切有关川西岷江古蜀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来自古典文献所记载的、带有强烈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即便有大量考古资料，也很难将“历史真相”从这些故事中“抽离”出来，还原成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古蜀历史”。

我们能做的，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在内，都只能尽量参考现代考古成果，按照古文献提供的线索，去构建一个更具逻辑性和合理性、看上去更像是“历史”的新故事。

仅此而已！

本期内容，我们就以《华阳国志》的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为梗概，综合前面几期的内容，来重新组织一个可能更接近于古代文献相关记载“本意”、更像是杜宇王朝“历史”的新故事。

成都望丛祠第一代杜宇王浮雕像

（一）杜宇兵出天目山
江源巧遇梁利氏

话说鱼凫氏末期，最后一批蚕丛人迁离岷山地区，经茂县-汶山一带，将势力扩张到了成都西北部的古湔山地区，大致为今都江堰-彭州一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数百年前被鱼凫氏驱逐而隐匿于天彭山（今成都彭州一带）的柏濩氏后裔。

在柏濩人的协助下，他们兵出天目山，突袭平原地区各部落，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郫化-江源（郫都 - 崇州）一带，并以郫邑为中心，建起了一个足以与鱼凫氏抗衡的氏族部落联盟，这就是杜宇氏集团。

机缘巧合之下，杜宇氏相中前来江源“游历”的朱提梁氏利女，通过联姻，双方成功结盟。此举不仅使杜宇氏的武力值飙升，还垄断了青铜原料等战略资源贸易，逐渐掌握了川西岷江地区的话语权。

属于宝墩文化的成都崇州紫竹古城遗址

（二）鱼凫兵败殒湔山
杜宇得蜀望中原

约公元前1200年，在杜宇氏与鱼凫氏大PK，鱼凫氏大败，末代鱼凫王在逃往湔山的途中被斩杀，杜宇氏一统川西岷江地区各部，成为新一代“古蜀之王”。他一边与中原地区开展青铜贸易，一边教民耕种，与民休息，积蓄实力，在继承和延续“三星堆文明”的基础上，开创了“金沙十二桥文明”。

然而，杜宇氏野心不止于此。所谓“得陇可望蜀”，站在杜宇氏角度，“得陇”同样可以望“中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22年-前878年），杜宇氏决定重返岷山故地，伺机向中原文明发起挑战。

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里，杜宇氏经常出汶茂，绕过巴属蜀国（汉中蜀山氏）控制的葭萌地区（今广元一带），沿四川盆地北沿山地，突入蜀国势力薄弱的岷山地区。全盛时，杜宇氏还经沔水（汉水上游），一度将巴属蜀国都邑南郑（今汉中）纳入版图，构建了一个“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的部落酋邦。

不过据学者考证，杜宇氏对南郑地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其稳定控制区仍集中在川西岷山至成都平原一带。

成都鱼凫王城遗址里的鱼凫墓

（三）建国称帝封七国
蒲卑开启融合路

公元前700年前后，杜宇氏仿效中原制度，迁都瞿上（今双流一带），在川西岷江地区建起了首个“邦国制”政权——蒲卑王朝，封设诸侯国七个，中央君主称“帝”，诸侯国君称“王”——这就是《华阳国志》所载的“七国称王，杜宇称帝”。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关于“七国称王，杜宇称帝”的阐释，取自《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任乃强先生的考辩。

任乃强先生基于《华阳国志》相关记录的时间与空间无法与正史的记录对应，提出《华阳国志》所载的“七国”，并非中原“战国七雄”，而是蒲卑王朝所封设的七个诸侯。

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是符合历史逻辑与古蜀文明发展时间线的。

杜宇氏的北扩，可以视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一次深度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常以战争形式呈现，但它客观上打破了从蚕丛、鱼凫时代以来，川西岷江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促进了与中原地区物质与文化交流。对比“三星堆文化”和“金沙-十二桥文化”，可以观察到这种交流的痕迹，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出比三星堆时期有着更明显的中原商周文化特征。

传说为杜宇氏开创的“金沙-十二桥文明”

（四）承上启下铄古今
兴衰铁律总相侵

客观讲，杜宇氏时期，是古蜀文明深度吸收中原文化因素、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在国家治理上，他完成了川西岷江地区从松散的酋邦向更集中的早期国家形态的演进；经济上，他大力推广农耕技术，提升耕作水平，促进了社会稳定；文化上，他主动吸收外来文化，催生了独具特色的金沙-十二桥文明。

然而，和所有古代王朝一样，杜宇氏也未能逃脱衰落的命运。据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666年，丞相杜灵推翻了末代杜宇帝，开明王朝建立，“金沙-十二桥文明”戛然而止，古蜀地区随之进入到一个充满征伐与动荡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