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华，何以为家

留心看城市街头骑着电瓶车飞驰的中年妇女，她们背上，可能承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农村走出，在上海做养老护理员、家政、月嫂等，辛勤工作换来月入上万。她们的孩子刚出社会，正是要成家的年纪，买房、买车、育儿，加起来是不小的开支。她们未必有读书的机会，但心里有团火，坚定地要让后代凭教育走出农村。她们把在大城市赚来的钱存给孩子，把人生的寄望变成家，靠自己的双手，让生活有了想要的模样。

张贵华，就是这样的母亲。

陶玉帅（左三）在丰子恺原创散文双年榜青年作家榜颁奖现场。 受访者 供图

前不久，她的儿子、湖州市南浔区双林人民医院内科医生陶玉帅凭借散文《我妈在上海擦洗落日》，入选丰子恺原创散文双年榜青年作家榜。“时间对于我妈来说，一分一秒都是有颜色，有重量的，有的时间金黄，厚重，那是在老人家护理的时间。有的时间暗淡，单薄，那是在赶路、吃饭、睡觉、洗头的时间。”这篇获奖的万字长文，写尽54岁张贵华的操劳半生。

张贵华至今没完整读过儿子的获奖作品，但不妨碍她为此骄傲。她在上海十多年，一天做三份工，长护险护理员、钟点工、陪夜阿姨——靠着奔波，月入近一万五。她从没在上海租过房，因为夜晚总是“碎”的，要照顾不同的老人。她实际用钱的地方几乎只有话费，攒下的钱，义无反顾填向儿子的房子、车子、孩子，填向下一代有望被改写的命运。

于陶玉帅而言，这是令他感激又充满愧疚的；于张贵华而言，这是让她满足且饱含希望的。

上海，奔波

“如果你在上海百色路、龙川北路或者柳州路、桂林路，看见一个身高一米五六的妇女，背着大书包、把车骑得飞快，那可能是我妈。”10月底的一天，我在上海南站附近见到了《我妈在上海擦洗落日》的主人公——张贵华。

张贵华

她个子不高，套着护理站发的粉色马甲，大书包里装着血压计、老人给的水果或饼干、黑色雨伞，以及儿子买的橡胶手套。身上的衣服是陪护的老人送的，旧但整洁，“质量比自己买的好，穿不完。”

2010年，张贵华来到上海打工，常规的一天被长护险护理员、钟点工、陪夜阿姨三份工作填满。早上五点多出门，六点开干第一单钟点工，靠着疾驰的电瓶车，串联起不同人家的活计，晚上八点再回到陪夜老人家，风雨无阻。

时间是被用来换钱的，节假日的劳动更值钱，张贵华要求自己每天挣四五百元，过年也不回家。去年她花半年时间把中级养老护理员证考下来，工时费更高一些。

长护险护理员的工作是一家一小时，整理床位、按摩、量血压、简单护理等。刚刚过去的夏天，她工作量更大，老人们总盼着她来擦身、理发；钟点工的服务对象中，有一对年轻夫妇，她看着这家孩子从一岁不到长到了三年级，如今每天帮忙接孩子、做晚饭。2017年前，她还做过住家保姆，之后陆续给5家老人做夜间陪护，也因此没在上海租过房。老人们大多八九十岁，闹夜厉害起来，有的会一整宿不睡，有的一夜要去厕所十来次。

“一晚上也睡不好觉，很多人觉得不划算，但我妈欢呼雀跃地报了名。”陶玉帅在文章里写母亲，“把原本完整板正的睡眠丢在了粉碎机里，粉碎成十几块大小不等，摸起来扎手的浅睡眠。”

其实，儿子一直想接她回自己在湖州的家，但张贵华闲不下来，再一算，发现上海长护险护理员的报酬明显更高。2022年，她在湖州带孙女八个月，觉得自己“少挣了十万”，等儿子一稳定，又急急赶回上海。

在陶玉帅看来，母亲在挣钱方面是有成就感的，她比自己的丈夫更能挣钱。但陶玉帅更知道，母亲挣钱的动力，源于对贫穷的恐惧，更源于对儿子现实的需求。

安徽，谋生

1994年，陶玉帅出生在河南南阳桐柏县的小村子，他四岁不到，张贵华就去安徽打工了。

张贵华永远记得“政府喊村里人去挖树”的那天，她干了一天的活儿，回家看到一岁多的儿子和自家丈夫一道在门里哭。那天，丈夫想买包5毛钱的方便面给孩子，身上凑来凑去只有4毛。深刻的贫穷和无望，在那个瞬间击溃了丈夫，也让张贵华下定某种决心——村里没有希望，她要出去挣钱。

让张贵华而非孩子他爸出去打工，是一家人商量的结果。张贵华说，她这样瘦小的女人，种地不占优势，在外反倒更能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里陆续有人出去打工，张贵华热情能干，找份工不算难。她开始去安徽给人带孩子，1997年，她一年赚了4000块钱。

陶玉帅童年时期，张贵华打工回来跟儿子的合照

说到这儿，张贵华突然落泪。没能陪孩子长大的遗憾和思念，二十多年后仍会转回头深深击中她。

那些年，张贵华二十来岁，干活不在话下，只是想儿子“想得受不了”。她总会想起自己还在老家时，冬天大早上起来烧锅，孩子冻得哆嗦，但也爬起来，小小个头不比灶台高，陪着她、靠着她。她看城里的孩子细皮嫩肉，吃得好、穿得好、照顾得好，想起遥远故乡自己四五岁的孩子，瘦瘦小小，没有母亲在侧。她一想这些，就日夜哭。

打工的零碎时间里，她捡矿泉水瓶、纸板箱，卖的钱拿来打电话，电话平日一块四一分钟，周日七毛，她就挤在周日的人流里短短地听听孩子的声音。

她常写信回家，信封里一次放100块钱，她要儿子不但吃上方便面，还能吃好菜、好肉，更要有好的教育。她知道儿子也想妈妈，知道儿子在故乡一点点长大，她收到过写满一整张田字格的“爸爸妈妈”，收到过儿子漂亮的成绩单。“定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回家，提前十几天就睡不着觉。”只有过年和农忙她才回家，一整年的辛勤，为的就是相聚那一刻。

日子就这么熬过来。张贵华从安徽辗转广东，又来到上海，年岁渐长，从给人带孩子，到做月嫂，再到做养老护理员。期间，她最挂心的是儿子的成绩。陶玉帅说，母亲对自己的“溺爱”全村闻名，同村半大小子们下地种花生、割麦、收稻谷、拔草、掰玉米的日子里，张贵华对他的要求，只有好好学习。

2014年，儿子高考，张贵华回去陪读了一年。“在我高考的那两天夜里，我妈整夜不睡，半夜了在院子里对着四个方向跪拜，保佑她儿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这事我妈没说过，但头顶的月亮知道，我也知道。”陶玉帅写道。

湖州，寄托

儿子终于高考，上了河南本地的医学院，2019年毕业后在杭州规培三年，2022年在湖州一家基层医院入职。毕业不久，他组建家庭，有了可爱的女儿。

陶玉帅说，自己在湖州定居，背后有母亲的坚持，父亲希望他回老家县城工作，但母亲要他选择经济发展更好的长三角。

陶玉帅

于是，隔着二十多年光阴，陶玉帅像张贵华一样选择“南下”，如他所写，“我弯曲的人生和她弯曲的人生，在某一点，越来越远，又在某一处交汇，相互碰撞，撞出过寒流、风暴和破口大骂。也撞出过暖阳、山峦和母子温情。”

现实总会给年轻人带来新的磨砺。对陶玉帅来说，一部分生活压力源自买房还贷。“在错误的时间买了错误的房子。”他至今懊恼没赶上好政策，错过了人才购房补贴。张贵华为儿子买房的首付掏了80万，一半是自己攒的、另一半是找亲友借的，如今已全数还完。她常安慰儿子：“货买当时值，房子是刚需。”

后来小孙女出生，升格为奶奶的张贵华更要“支援”。“我好像是她身上背的沉重包袱，还在不停着往这包袱里丢着瓦片砾石：个头巨大的房贷、我女儿奶粉费、玩具费、幼儿园学费、校服费、家里水电、买菜费等等。”陶玉帅写，“只因我叫她一声妈，她就要每个月雷打不动地给我转一万块钱来维持我小家正常的运转。”

相比儿子的愧疚，张贵华却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母亲的天经地义。儿子能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家能有小孙女，都结结实实地治愈着她。今年，陶玉帅坚定拒绝了母亲的打款，但她仍拼命攒钱，希望儿子生二胎、再深造。尽管陶玉帅暂未有这样的计划，张贵华仍坚持她的想法，“一个家要发展，手里不能没‘存粮’。”

母亲的爱与付出，被儿子写进文章，也被更多人看到。今年10月陶玉帅获奖时，评委这样点评，“以素笔剖开生活的褶皱，让《我妈在上海擦洗落目》满溢滚烫的人间真味。他笔下的母亲，以昼夜颠倒的辛劳、分秒必争的坚韧，将岁月碾碎成供养小家庭的碎金……”

张贵华后来从网上看到了这段评语。那天，上海下着毛毛雨，她在路上难得放慢了速度，骑了一路车，流了一路泪。

河南，未竟之梦

如果能好好念书，张贵华说不定也会走上写作这条路——这是舅舅告诉陶玉帅的。他认为外甥的文学天赋或许缘于母亲，“你妈以前去县城找我们，会借书回去。你知道吗，你妈小时候说，未来想当作家。”

但也仅仅是如果。一个出生于1971年河南农村的女性，在当时当地很难跳脱出一种境遇——“家里得有人放牛种地”，那个人不会是儿子，只能是八姊妹中的第二个女儿、第六个孩子，是她张贵华。

张贵华断断续续读到小学四年级，主要去“认个字，能分个男女厕所”。她去读书时，小3岁的妹妹留在家放牛。女孩们和家里大人一道从早干到晚——给一家11口人砍柴、烧饭、挑水、洗衣，喂鸡、鸭、猪。家里有四十多亩地，拉牛耕田，翻土锄地；有四头牛，要放牛，再管大牛生小牛。

后来大哥参加工作，家里多了赚钱的劳力，最小的妹妹才获得读书机会。小妹一路读到硕士毕业，在上海买房定居，第一次把张贵华带到这座城市。

母亲儿时的梦，在儿子这里生根发芽。从大学开始，陶玉帅就凭着写作多次获奖，其中一首小诗还广为流传——“爷爷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风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

张贵华喜欢把儿子的作品链接转到家庭群，看大家点赞，还喜欢把他的奖金对外说高一点，用陶玉帅的话说，算“吹点小牛”。

那么她自己呢？还有作家梦吗？这个小学没读完的女人笑得有些害羞，她说还想和儿子一起写本书，写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故事怎么写？她的人生，有哪一天是特别快乐的？

张贵华又笑，毫不犹豫地说，有的，是儿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儿子终于上大学了，不像他爸妈，面朝黄土背朝天，再出来打工。”

说到这些，张贵华身上透出一种真实的乐观和生命力。

她说，一代代终究是要往上走的。她没有得到的教育，要让后代得到，儿子走出了河南农村，未来她的小孙女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她已经成为一个骄傲的母亲，还可以做一个骄傲的奶奶。

想到这些，她觉得日子有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