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士人”转型的近代轨迹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陈华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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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通过对近代中国士人转型的全面考察，揭示了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的交织互动。罗志田教授以“士变”为轴，串联起近代中国的多重变革，既展现了世变对士人的冲击，也揭示了士人对世变的主动回应与塑造。这种双向互动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

罗志田的新作《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以下简称《士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细腻的历史洞察，系统勾勒了从“士治”到“士变”的关键性转折。该书不仅是罗志田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以其独特的通论性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握近代中国整体变迁脉络的可能路径。

《士变》一书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提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的核心概念——“士变”。罗志田敏锐地捕捉到，在近代中国的巨变中，士人群体不仅是变革的推动者，而且其自身也经历了深刻的身份认同、社会角色与文化理想的转型。这一“士变”过程，上达朝廷，下及闾阎，彰显了近代中国变化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曾言，近代中国处于“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罗志田进一步阐释，当时从世事到人心各个层面的演变遂常带有“士变”的意味。这一视角打破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关注思想内容演变，而是将思想变迁、社会转型与士人自身的嬗变有机结合，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通过“士变”这一概念，罗志田试图贯通地考察近代中国的世事更迭与人心流转的互动。如他所述，既希望在史事中呈现思想的作用，也力图在世变中揭示思想的转折。这一方法论追求，使得《士变》既不同于纯粹的思想观念史研究，也有别于单纯的社会史分析，而是在二者的交叉地带，开辟出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新路径。

“士治”的传统社会格局是理解“士变”的历史起点。《士变》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了罗志田对近代中国士人转型历程的深刻把握。全书从“士治”的传统格局谈起，逐步展开士人在近代世变中的多维转变，最终指向一个持续变动中的知识阶层的新生态。罗志田在第一章中，细致梳理了从“郡县空虚”到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不仅在朝为官辅助帝王治理天下，在野时也作为地方士官领导民间社会。这种独特的“士治”秩序，通过科举制度、宗族组织、地方公益等多种机制得以维系，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然而，西潮的冲击使得这一延续千年的“士治”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罗志田在书中阐释，西潮大规模到来之前，中国学术自身已生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这表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变革的因子，而西方的冲击则加速并复杂化了这一过程。罗志田并没有简单套用“冲击-回应”模式，而是细腻地展示了中国士人如何主动地、有选择地回应外来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的社会角色与文化使命。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最终废除，成为士人转型的关键节点。罗志田将这一变革称为“千年大举动”，其在第六章中详细分析了科举制度改革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切断了士人向上流动的传统渠道，更导致了“士与大夫分离”的直接后果，这一制度性变革，使得士人不得不重新寻找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迫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进行调整与创新。

在这一思想转折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复杂互动得到了充分展现。罗志田提出，近代中国的“新、旧、中、西”确有独特的一面，又并非孤立，而是一直处于密切的关联互动中。这一洞见打破了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

罗志田对思想转折的考察，将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第七章“失去重心：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中，他精辟地分析了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思想权势转移，以及从士到知识人，再到知识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这一社会权势转移的双重过程。这种将思想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分析方式，使得对“士变”的理解更加立体和丰富。

对士人转型的分析，涵盖了政治参与、文化理想、社会角色等多个维度，《士变》一书全面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面貌。

在政治层面，士人的转型表现为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政治参与者的转变。罗志田在第十章中，细致分析了民初知识分子对政府作为的思考，最后转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士人政治理念与实践方式的转变。

在文化层面，士人的转型则表现为从传统文化承载者到现代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转换。罗志田在第二章“道咸新学：19世纪中期的自我变革”中，分析了从经学到“一切诸学”的知识分化过程。这一知识学转型，不仅是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更是士人自我认同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当传统的“读书”行为——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行为方式，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学习技术相关的行为——被现代专业知识学习所取代，士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层面，士人的转型则表现为从“四民之首”到多元职业人的身份重构。罗志田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士人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地位，而新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则可称为知识人。这种从“士人”到“知识人”的称谓变化，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与价值系统的深刻变革。传统士人追求的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境界，而现代知识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职业化和专业化，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部考察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士变》展现了视野宏阔、洞察敏锐、剖析细腻的特点。罗志田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将诸多分散的历史现象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了一幅连绵变幻的历史长卷。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使得《士变》能够避免过于简单的历史判断，而呈现出更加贴近历史本相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