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残杀少女大案，手法之残忍老刑警都胆寒，凶手2029年出狱

1888年伦敦的“开膛手杰克”案，因凶手作案手法的残忍和身份的成谜，成为世界犯罪史上极具争议的悬案，也让公众对“罪案真相与真凶认定”的讨论延续至今。

而在甘肃张掖，也曾出现过如此变态的凶手，相比于“开膛手杰克”的凶残毫不逊色。

更让舆论持续讨论的是，被抓获的嫌疑人即将于2029年出狱，而他是否是真凶，目前仍存在不少待厘清的疑点。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它依旧是一桩悬案。

2004年8月17日深夜11点，甘州区东郊10公里处的碱滩镇，一场小雨让本就崎岖的土路变得湿滑泥泞。

这个两年前刚由乡改镇的地方，身处城郊结合部，周边环绕着15个村子，人员往来繁杂，夜色下更显僻静。

赶着羊群归家的老汉正沿着平房旁的土路前行，离民居不过500米的路边，一片小树林斜侧方，他隐约瞥见有个人影蜷缩在地。

“这路坑坑洼洼的，准是摔着了。”老汉想着，便热心地走上前招呼：“孩子，跌疼了没？夜里走路可得当心啊！”

接连喊了几声，地上的人影毫无动静。

老汉以为对方摔得太重无法起身，便再走近几步，刚要伸手去扶，借着微弱的天光，他模糊看到那女孩的脖子上似乎绕着什么深色的条索状物件，难道是遭人勒害了？

老汉慌忙摸出打火机点着，火苗窜起的瞬间，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几乎冻结：女孩仰天躺着，浑身是血，脖子上缠绕的哪里是什么绳子，竟是一截带着血污的小肠。

惊恐之下，打火机“啪”地掉在地上，老汉顾不上四散的羊群，转身就往街上跑，慌乱中摔了一跤，头脸磕出血也浑然不觉，只拼尽全力嘶吼：“快报警！出大事了！太吓人了！”

几个路人闻声围上来，可老汉早已语无伦次，只能颤抖着指向出事的方向。

两个胆大的小伙子借了手电筒，循着指引赶过去，光柱照亮现场的刹那，两人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

其中一个小伙子当场腿软，吓得直接尿在裤子上，另一个连滚带爬地摸出手机报警。

张掖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连夜赶往现场。

即便见惯了刑事案件的老干警和法医，在抵达现场后也难掩震惊。

队里有人从警三十年，经手过数百起重案，却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作案手法。

通过周边群众辨认，受害者很快被确认身份，住在附近平房的女孩小琳（化名）。

法医尸检结果显示，小琳先是被人活活掐死，之后凶手又对其遗体实施了极其残忍的伤害，更让法医心惊的是，凶手对人体构造和解剖知识有一定了解，下手精准、动作利落，绝非盲目施暴。

现场勘查同样棘手。凶手作案手法老练，不仅没有留下目击者，也未遗留有效痕迹。

加之案发时的小雨冲刷，脚印、指纹等关键证据早已消失无踪。

更反常的是，小琳身上没有财物丢失的痕迹，也未发现遭受性侵的迹象，凶手的作案动机成了第一个谜团，既不为财也不为色，难道是与小琳有私人恩怨？

警方立刻走访小琳的房东和亲友，试图还原她的生活轨迹。

房东大妈提起小琳时忍不住落泪，她回忆，19岁的小琳来自周边农村，家里条件贫寒，父母靠务农维持生计。

为了供成绩优异的弟弟读书，小琳高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弟弟前不久刚考上北京某大学，她便特意来甘州区的商场做营业员，想多赚些钱凑学费，才租了自己的平房。

在房东眼里，小琳心眼好、待人热情，长相清秀，平时作风正派，从不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谁也想不到会遭遇这样的不幸。

“掏肠恶魔”的名号很快在张掖及周边地区传开，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所有人都以为，犯下如此惊天大案后，凶手会选择隐匿蛰伏。

可谁也没料到，仅仅一个月后，也就是9月20日凌晨，这个恶魔竟再次作案。

2004年9月20日深夜，甘州区东街的一家牛肉面馆里，暖黄的灯光还亮着。

老板娘明嫂正和服务员小花一起，弯腰收拾桌上的碗筷，这家店刚开3个月，明嫂凭着一手好拉面攒了些人气，只是店小雇不起更多人，17岁的小花是店里唯一的服务员。

小花和明嫂是同村人，家在甘州区大满乡平顺村。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孩子命苦：父亲得了慢性重病，干不了重活，全家靠母亲种地勉强糊口，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等着吃饭上学。

为了帮家里凑父亲的医药费，也为了让弟妹能安心读书，小花初中没读完就辍了学，9月初经人介绍来明嫂的店里打工，到现在还不到20天。

“这孩子虽说年纪小，却比同龄人懂事多了。”

明嫂后来总跟人念叨，小花手脚勤快，眼里有活，收碗、擦桌、扫地从不用人催，有时候忙到深夜，还会主动帮明嫂揉面备料，“我都把她当自家闺女看，真没想到……”

凌晨0点刚过，最后一桌食客结完账离开，店里终于安静下来。

小花突然红着脸跟明嫂说想上厕所，明嫂抬头看了眼窗外：“外面黑灯瞎火的，店里有便盆，你就在这儿解决吧，万一有客人来我帮你挡着。”

可小花脸皮薄，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多不方便啊，我去巷口的公厕，几步路就回来了。”

明嫂拗不过她，只能叮嘱：“那你快些走，注意安全，有事儿喊我。”

小花应了声，裹了裹身上的薄外套，推开门走进了漆黑的小巷，公厕离面馆只有几十米，穿过这条窄窄的巷子就能到。

明嫂接着收拾店里的卫生，耳朵却不自觉地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可还没等她擦完桌子，巷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惨叫：“啊！”

那声音又脆又急，明嫂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听出是小花的声音。

她扔下抹布就往门外冲，一边跑一边喊：“小花！小花你怎么了？”

可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墙缝的声音，连个人影都没有。她的呼喊声惊醒了周边的邻居，几户人家陆续亮起灯，有人穿好衣服跑出来问：“明姐，咋了这是？”

“我家小花去公厕，刚才喊了一声就没动静了，你们帮我找找！”

一群人举着手电筒，沿着小巷来回找。

手电筒的光柱在墙根、墙角扫过，终于在面馆背后一栋住宅楼的墙角处，明嫂看到了蜷缩在地上的小花，孩子已经没了动静，双目紧闭，脸色惨白。

明嫂慌忙扑过去想扶她，手刚碰到小花的衣角，就感觉指尖沾到了滑腻的东西，低头一看，吓得浑身汗毛倒竖：小花的下身血淋淋的，和小琳的情况很像，地上还散落着一些，鲜血混着污物浸湿了她的裤子。

“啊！”明嫂只觉得眼前一黑，当场就晕了过去。

旁边的邻居也被这场景吓住了，有人慌得手都在抖，却还是赶紧掏出手机报警，还有人跑回面馆拿毯子，小心翼翼地盖在小花身上。

等明嫂在邻居的呼喊中醒过来时，远处已经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小花被120紧急送往张掖市人民医院，而那条漆黑的小巷里，只剩下没散的恐慌，和地上没干的血迹。

张掖市人民医院的急诊通道里，刺耳的救护车警笛声刚落，医护人员就推着担架床一路狂奔。

“准备抢救！通知普外科柳佰富主任！”急诊护士一边喊，一边快速为小花测量生命体征，此时的小花仍处于深度昏迷，血压极低，情况危急。

接到通知的柳佰富主任，刚结束一台长达3小时的手术，听闻消息后顾不上休息，立刻带着团队赶到抢救室。

从事外科工作二十多年，柳主任见过无数复杂伤情，甚至直面过脏器破裂、肢体残缺的重症患者，可当他掀开盖在小花身上的毯子，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沾着污物的衣物早已被浸透，光是肉眼观察，就能看出损伤的严重程度。

柳主任愣了几秒，才猛地回过神，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快，推去手术室！准备无菌器械，通知麻醉科！”

手术灯亮起时，柳主任和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切开衣物仔细检查后，他们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坏死的小肠有2米多，剩下的不到1米了。”

助手低声报出数据，柳主任握着手术刀的手紧了紧，小肠是人体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这么大面积的损伤，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人心痛的是，小花的下体因外力侵入造成多处破裂，血肉模糊。

“尽力保，能接多少接多少。”

柳主任深吸一口气，开始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手术。

缝合断裂的肠管、修复受损的系膜、处理下体的伤口，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仿佛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

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器械碰撞的轻响和监护仪的滴答声，医护人员的额头都渗出了汗珠，却没人敢停下片刻，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在抢救一条生命，更是在和恶魔留下的伤害赛跑。

当天亮时，手术终于结束。

“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了，但后续还要闯感染关、营养关。”柳主任走出手术室，声音里满是疲惫，却也带着一丝欣慰。

可这份欣慰很快被忧虑取代，他找到守在门外的医护人员，眉头紧锁：“小花剩下的小肠太短了，只有正常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以后消化吸收肯定受影响，估计得每天吃七八次流食，不然营养跟不上。而且她失去了劳动力，生活能不能自理都是问题……还有生殖系统的损伤，这孩子才17岁啊。”

几天后，小花的母亲从农村赶来。这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农妇，一见到病床上插满管子的女儿，当场就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娃啊，你这是咋了？咱家里穷，4万块的手术费都拿不出，这可咋整啊？”她的哭声在病房外回荡，让路过的护士都红了眼眶。

可这份绝望很快被温暖包裹。参与抢救的护士们最先发起捐款，你五十我一百，把钱悄悄塞到小花母亲手里。

柳主任也带头捐了款，还主动向医院申请：“这孩子太可怜了，能不能免除她的治疗费？”

医院领导开会商讨后，很快给出了答复：“所有治疗费用全免，后续康复也由医院负责。”

消息传开后，更多人伸出了援手。张掖市的市民们听说了小花的遭遇，有的提着水果来医院探望，有的直接转账捐款，就连远在海外的华人，也通过公益平台寄来了善款。

一个月后小花出院时，她的家人手里攥着一张沉甸甸的捐款清单，总共10多万元，足够支撑她后续的康复和生活。

而此时的张掖，却被恐惧笼罩着。连续两起残忍案件的发生，让市民们人心惶惶：大白天没人敢单独走小巷，晚上店铺早早关门，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

“掏肠恶魔”的阴影压在每个人心头，也让张掖警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快，案件被上报到甘肃省公安厅，甚至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张掖两起恶性案件的消息，很快通过新闻传到了公安部。

一位副部长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后，当即作出重要批示：“务必迅速破案，还受害者公道，严惩凶手，安抚民心！”

指令层层下达，张掖警方立刻行动，一场跨部门的专案组迅速成立。成员包括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痕迹鉴定人员，还有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必须尽快抓住这个“掏肠恶魔”，驱散笼罩在小城上空的恐惧。

此时，医院里的小花刚从重度昏迷中清醒过来。尽管身体还很虚弱，说话都断断续续，但得知刑警要来了解情况，她还是强撑着坐起身。

两名刑警坐在病床边，尽量放轻声音，语气温和地引导：“小花，别害怕，慢慢想，那天晚上你离开面馆后，都遇到了什么？”

听到“那天晚上”四个字，小花的眼神变得惊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漆黑的小巷。

她咽了口唾沫，声音带着哭腔：“我……我刚走出面馆没几步，突然有人从后面过来，用胳膊勒住我的脖子，还有绳子……勒得特别紧，我喘不过气。”

她顿了顿，努力回忆着：“天太黑了，我只能看到他的影子，很高，应该是个成年男人。我当时吓坏了，还以为他认错人，把我当鬼了，就赶紧求饶，说‘叔叔，我是人，不是鬼，你别勒我……’”

可不管小花怎么说，对方都没吭声，胳膊反而勒得更紧了。

“我觉得头越来越晕，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好像被他拖着走了一段路，大概几十米吧……”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过来，就在医院了。”

刑警们一边记录，一边心疼地看着这个才17岁的女孩。

由于案发时天黑，小花又受惊过度，她只能模糊记得凶手的大致轮廓，既说不出长相，也分不清对方穿什么衣服，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十分有限。

但结合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同样针对年轻女性，同样是残忍伤害下体脏器，专案组几乎可以确定：袭击小花的，就是杀害小琳的“掏肠恶魔”。

可新的问题来了：恶魔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专案组召开了多次案情分析会，把可能的动机逐一梳理。

按常理，女性遇害案中，劫色和感情纠纷是最常见的原因。

但法医的尸检报告和小花的陈述都明确显示，小琳和小花都没有遭受性侵，甚至连猥亵的痕迹都没有。

再看案发地点：小琳遇害时在雨夜的土路旁，周围空旷无遮挡，根本不是适合性侵的环境，小花则是在面馆附近的小巷被袭击，随时可能有人路过，凶手也没机会实施性侵行为。

“劫色”的可能性，首先被排除。

那会不会是感情纠纷？

刑警们分别走访了小琳和小花的亲友。

小琳的母亲和房东都反复说，小琳性格内向，作风正派，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待在出租屋，从没交过男朋友，更没听说过她和谁有感情矛盾。

小花刚出来打工不到20天，每天两点一线，接触的人除了面馆老板娘就是食客，连熟悉的男性朋友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感情纠纷？

“感情纠纷”的线索，也断了。

难道是为了劫财？

这个猜测很快也被推翻。

小琳和小花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妹，穿着朴素，身上从不带贵重物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有钱人。

小琳遇害时没带钱包，小花也说凶手没向她要钱，更没搜过她的身。对歹徒来说，抢劫这样的目标毫无意义，“劫财”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剩下的可能性，让在场的刑警们都感到一阵寒意：这很可能是一起性变态连环作案。

凶手和小琳、小花素不相识，没有冤仇，也不为钱不为色，他之所以对两个女孩下此毒手，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极度扭曲的性变态心理，通过残忍伤害女性身体，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这种动机，比劫财劫色更可怕，也意味着凶手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专案组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每个人都明白，时间紧迫，必须尽快找到凶手的踪迹。

随着对案情的深入分析，专案组逐渐勾勒出“掏肠恶魔”的模糊轮廓。

从受害者来看，小琳19岁、小花17岁，两人都身形瘦小，年龄均不到20岁，这个共性让刑警们有了新的判断：凶手很可能是个性格懦弱的人。

作为成年男性，他不敢选择20多岁、体格更健壮的女性作为目标，反而专挑瘦小的年轻女孩下手，以此降低反抗风险，满足自己扭曲的控制欲。

更关键的是那独特的作案手法，用手对女性下体实施残忍伤害。

这不仅印证了凶手存在高度性变态倾向，更暴露了他对女性的极度仇恨，这种仇恨或许源于过往的某种经历，最终转化为对无辜女孩的暴力宣泄。

有了这些侧写，专案组开始调整调查方向，将目光投向张掖以往发生的类似案件，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

张掖城区不大，过去警方办案多依赖“抓现行”，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往往登记后便暂存档案。

这次为了找到“掏肠恶魔”的踪迹，专案组翻出了近几个月的报案记录，逐件梳理。

很快，一起7月的骚扰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那是7月24日深夜，甘州区粮贸大厦附近的烤肉店旁，一名姓曹的女青年报警称遭到陌生男子袭击。

民警赶到时，曹某正和丈夫站在街边，脸色发白。据曹某回忆，她当天上夜班，下班后约丈夫来吃夜宵，可等了10多分钟丈夫还没到，便出门在巷口给丈夫打电话。

通话时，突然有个男人从背后冲过来，一把卡住她的脖子将她推倒在地，还含糊地问“你是不是何某某”。

曹某吓得尖叫，恰好丈夫就在几百米外，听到喊声立刻跑了过来，那男人见状转身就跑，夫妻俩追了几步没追上。

“天黑看不清脸，就觉得他个子挺高，身上全是酒气，说话舌头都打卷，像是喝多了。”

曹某当时这样告诉民警。

由于曹某没有受伤，也没丢东西，民警只做了简单登记，没往深处查。可现在想来，这起案件的关键细节，“卡住脖子”，竟和小琳、小花遇害时的初始袭击方式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专案组的刑警们心里泛起了嘀咕，可遗憾的是，曹某受惊过度，只记得对方是本地口音，其他信息一概说不清，这条线索暂时断了。

不甘心的专案组继续翻查档案，没过多久，又一起案件让他们眼前一亮。

这起案件发生在小琳遇害后的第三天，8月15日晚10点，甘州区马神庙街的女青年彭某报警，称自己被陌生男子闯入家中殴打，还险些遭到侵犯。

彭某的回忆，让这起案件的疑点更多。

那天晚上，她正在家看电视，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外，说要找“张文兵”。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找错地方了。”彭某说完准备关门，可男人却一把推开她，硬闯了进来，嘴里还念叨着“你别骗我，我是来收账的”。

男人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找到人，却不肯走。

彭某有些害怕，警告说“你再不走我就喊人了”，可男人却突然盯着她，带着酒气说“看你这打扮，是做小姐的吧？跟我玩一次，我给你200块”。

“你胡说什么！快出去！”彭某又气又怕，闻到男人身上浓重的酒味，知道他喝多了，便高声喊房东的名字。

这下彻底激怒了男人，他冲上来卡住彭某的脖子，将她推倒在地，还挥拳打了她几下。

彭某一边挣扎一边大喊救命，见制服不了她，男人突然伸手抓向她的下体，随后起身逃出门去。

房东听到动静赶来时，只看到彭某坐在地上哭，下身还在流血。

民警将彭某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她身上只有几处淤青，但下体因被抓挠造成了轻微撕裂。

当时小琳的案子刚发生不久，警方正忙着排查线索，加上这起案件看起来更像“醉酒闹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录完口供后也没能深入调查。

可现在结合“掏肠恶魔”的作案特征来看，这起案件的疑点太多了：同样是“卡住脖子”，同样针对单身女性，甚至同样对女性下体实施伤害，尽管程度较轻，但手法的关联性让人无法忽视。

更关键的是，这起案件发生在小琳遇害后仅3天，按常理来说，凶手若真是“掏肠恶魔”，刚犯下大案不该如此嚣张。

可反过来想，这种“顶风作案”的疯狂，又和他一个月后再次袭击小花的行为相吻合。

“会不会是他在试探？或者酒后失控暴露了本性？”专案组的讨论愈发激烈，他们意识到，这两起被忽视的旧案，或许就是找到“掏肠恶魔”的关键钥匙。

这起彭某遇袭案，和之前的几起案件有个关键区别，凶手没有从背后突袭，而是和彭某有过正面交流。

也正因如此，彭某不仅清晰记住了男人的长相，还确定对方说的是本地口音。

这对专案组来说，无疑是突破性的线索。警方立刻根据彭某的描述，请来画像专家绘制了模拟画像。

画像刚画好，专案组里一位老民警凑过来一看，突然愣住了，脱口而出：“这不是乔建国吗？”

这个名字让在场的人都停下了动作，乔建国是谁？为什么民警会对他有印象？

老民警很快回忆起缘由：在小琳遇害前3个月，也就是2004年4月，乔建国曾因一起袭击女性的案子被警方处理过，当时正是他出的警。

那起案子的报案人，是一家洗头房的按摩女何某某。何某某当时说，自己被一位客人殴打，手机还被抢走了。

可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何某某身上只有几处轻微擦伤，更奇怪的是，她补充说，那个客人拿走手机后没多久，又折返回来把手机还给了她。

民警当时觉得案情蹊跷，便围绕“拿走手机又归还”的细节展开走访，很快就查到了嫌疑人，正是3月14日刚从劳教所释放的乔建国。

民警随即赶到甘州区东湖小区的一处家属楼，找到了正在家中睡觉的乔建国。

面对质问，乔建国倒是没怎么抵赖，承认自己推倒了何某某，但坚称是“两人互殴”。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那天晚上去何某某的店里洗头，洗完后她问我要不要其他服务。我觉得她是做那种生意的，就随口讥讽了两句。谁知道她嘴不饶人，反过来骂我。我那时候刚在酒吧喝了半醉，说话都不利索，吵不过她，一怒之下就跟她撕扯起来。她抓了我几下，我气不过，一把把她推倒在地上，然后就走了。”

“走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机放在桌子上，想着要教训她一下，就顺手拿走了。可走出没几百米，我又琢磨过来，我刚从劳教所出来才1个月，要是因为一个手机再进去，太不划算。于是我又折回店里，把手机丢给她，还跟她说别报警。没想到这女人还是报了警，真是晦气。”

因为没人受重伤，手机也没被抢走，这起案子最终被定性为普通治安事件。

民警对乔建国进行了批评教育，还让他赔偿了何某某几百块钱的医疗检查费，事情就暂时翻篇了。

可现在，结合模拟画像和过往案件来看，乔建国已经有了两次袭击女性的记录，一次是4月的何某某案，一次是8月的彭某案，这让他瞬间成为了专案组重点关注的对象。

为了进一步确认嫌疑，专案组立刻对乔建国的背景展开了深入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乔建国的过往远比想象中复杂，堪称“劣迹斑斑”。

乔建国出生于1970年11月5日，是土生土长的张掖市甘州区人。他的家庭很普通，父母都是当地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家里还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孩子。

或许是因为“老幺”的身份，乔建国从小就被父母和兄姐宠着，养成了脾气暴躁、好吃懒做的性子，不爱读书，也不愿意干活，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父亲见状，经常用打骂的方式管教他，可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让他的叛逆心越来越重。

家人后来回忆，乔建国性格的“转折点”，是一次失败的恋爱。年轻时，乔建国曾喜欢上一个女孩，可女孩的家人嫌弃乔家人口多、经济条件差，坚决反对两人交往。

这次失恋对乔建国打击很大，他开始自暴自弃，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每次喝醉后，乔建国就喜欢在外面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他身高1米82，体格粗壮，普通小混混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久而久之，乔建国在当地的“混混圈”里有了些名气，还渐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行为越来越出格。

更糟糕的是，乔建国的大哥乔建民和他臭味相投，兄弟俩经常一起鬼混，互相“带坏”。

还没满18岁时，乔建国就参与了一起团伙盗窃案。

案发后，他被人举报，最终在1989年被张掖市法院判处6年半有期徒刑。不过在监狱里，乔建国表现还算不错，1994年获得减刑1年，提前释放回家。

对于儿子这么小就坐牢，乔建国的父母既痛心又羞愧，老两口一辈子老实本分，最看重脸面，儿子的刑期成了他们心里的一根刺。

出狱后，父母苦口婆心地劝乔建国“好好做人，别再惹事”。

可现实是，因为有“劳改犯”的标签，乔建国根本找不到正经工作，只能偶尔打打零工，大部分时间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

生活的不顺让乔建国更加郁闷，酗酒越来越严重，后来还染上了毒瘾，甚至拉着大哥乔建民一起吸毒。

家人得知后，彻底对他失望了，尤其是父亲，觉得这个儿子已经无可救药，从那以后，直到乔建国最后一次被捕，整整10年时间里，父子俩几乎没说过话。

被家人“放弃”后，乔建国更是破罐子破摔，因为吸毒两次被送去强制戒毒。他最后一次进劳教所，是2001年5月17日，直到2004年3月14日，才因为表现尚可，提前两个月释放。

34岁的年纪，前后3次入狱、劳教，累计服刑时间近10年，这样的履历，再加上和多起女性遇袭案的关联，让乔建国的嫌疑瞬间升到了最高。

专案组几乎可以确定：乔建国有重大作案嫌疑。

锁定乔建国后，专案组的第一步，就是让此前的受害者辨认，毕竟人证是关键。

他们先找到了彭某，拿出乔建国的照片递过去。

彭某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就是他！那天闯进我家的，就是这个人！”

接着，警方又联系上曹某和她的丈夫，让两人辨认同一组照片。曹某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犹豫着说：“轮廓看着像，那天太黑了，我不敢百分百确定。”

她的丈夫也点头附和，说印象里的嫌疑人身形、发型，和照片上的乔建国很像，但细节记不清了。

有了彭某的明确指认，再加上曹某夫妇的模糊印证，乔建国的嫌疑又重了几分。可专案组没有停步，继续走访案发现场周边的居民，很快就有了新收获。

两位认识乔建国的市民主动找到警方，回忆起9月20日零时左右的情景，那正是小花遇袭的时间。

“那天我们俩在面馆附近等朋友，准备一起去吃夜宵。”其中一人说，“就看见乔建国从旁边慌慌张张地走过去，身上沾了不少土，手背上还有红印子，像是有血迹。”

另一人补充道：“我们都知道他爱喝酒，还以为他又喝多了摔跤，蹭了一身土、磕破了手，当时没当回事，现在想想才觉得不对劲。”

这条证词让专案组心头一紧，他们立刻扩大走访范围，找到了小花案发现场附近一栋居民楼的夫妻。

这对夫妻说，案发时他们正在二楼装修新房，“夜里还在赶工，突然听到楼下有女人喊了一声，我们就从窗户探出头看。”

丈夫回忆道，“黑灯瞎火的，就看到一男一女在拉扯，还以为是小两口吵架，看了两眼就回去干活了。”

警方拿出乔建国的照片，妻子凑近看了看，说：“夜太黑，脸看不太清，但身高、体型看着特别像。”

随后，警方又带着20多张嫌疑对象的照片，赶到医院找刚苏醒的小花辨认。

小花躺在床上，身体还很虚弱，她强撑着精神，逐张翻看照片，最后指着其中两张说：“这两个人的样子，有点像那天袭击我的人。”

而这两张照片里，就有乔建国（后来乔建国的律师称，小花当时指认了5人）。

人证陆续到位，接下来就要确认乔建国的作案时间。专案组调取了他的行踪记录，结果让嫌疑再次升级：

“8・12”小琳遇害时，乔建国正在张掖。可案发后没几天，他就突然动身去了北京，像是在刻意避风头，直到9月2日，他才返回张掖，而当时警方正在全市开展“地毯式”排查，他在家只待了3天，又匆匆赶往北京，10多天后，也就是9月17日，他再次回到张掖，紧接着就发生了“9・20”小花遇袭案。

行踪如此巧合，专案组不再犹豫，决定对乔建国实施抓捕。

9月20日，警方悄悄将乔建国家所在的家属楼包围。20多名便衣警察在附近设了5个监控点，盯着单元楼的出入口，计划等他出门时一举抓获。

可乔建国毕竟有过3次服刑经历，警惕性极高。

没过多久，他就察觉到了楼外的异常，立刻和哥哥乔建民把防盗门反锁，躲在屋里不肯出来。

警方上门敲门，里面毫无回应，乔家的防盗门很坚固，硬撬需要时间，而且屋里可能有菜刀等武器，强攻不仅可能造成警员伤亡，还可能逼得乔建国做出极端行为。

僵持到9月23日，专案组决定改变策略，用“做尿检”的名义诱他开门，毕竟乔建国和乔建民都有吸毒前科，按规定需要定期尿检。

可乔建国根本不上当，在屋里喊：“谁想当英雄就上来！我反正不怕死，临死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们敢硬闯，我就跳楼！”

就这样，双方对峙了9天，始终没有进展。

就在这时，乔建国的女友和母亲突然找到了专案组，一进门就为他辩解。

乔建国的女友先开了口，语气带着急切：“你们肯定弄错了，建国绝对不是那个恶魔！”

她告诉警方，乔建国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对他很好，父母和姐姐让他住家里，还给生活费，“他在劳教所3年，把毒瘾戒了，虽然还爱喝酒，但比以前强太多了，一心想好好过日子。”

女友接着说起两人的相识：“我2004年3月14日在酒吧认识他的，那时候他刚出狱。我们一见如故，没多久就同居了，还打算结婚。我自己开了家小店，有积蓄，本来计划和他去北京开兰州拉面馆，店面都看好了，前期准备也做了不少。”

对于乔建国多次往返张掖和北京的行踪，女友解释道：“你们说他是躲避调查，这都是瞎猜！8月10日是我先去北京谈店面的事，他25号才坐火车过来找我。我们待了几天，因为要找拉面师傅，我让他31号回张掖。找到师傅后，他5号又回北京。后来要付店面租金，我让他17号再回张掖拿点钱，这些都是为了开店，跟躲警察没关系！他回来后还打电话让我也回来，说想全家过个中秋节，办完婚礼就一起去北京。”

“我9月26号晚上回到张掖，才知道你们把他围在家里了。”女友红了眼眶，“我们在一起几个月，天天同居，我了解他。他喝醉了是会闹事，但哪个醉汉没闹过？他吃了那么多苦，特别珍惜我们这段感情，也盼着开店过日子，怎么可能去做那种残忍的事？”

一旁的乔建国母亲也跟着落泪：“我们看着他和女友好好的，还要开店，都高兴坏了。我和他姐姐们都在收拾新房，准备他的婚礼。案发那段时间，我和老伴在四女儿家住，家里就他一个人。9月20号早上，我还回家过一次，看到他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我给他盖了被子才走的。后来我们问他是不是他干的，他一口否认，说绝对没做过。”

听了两人的话，专案组的民警也陷入了沉思，如果乔建国真的在谈恋爱、筹备婚礼和开店，一边过着正常的生活，一边犯下如此残忍的案件，确实不符合常理。

这个看似清晰的线索，突然又变得模糊起来。

顺着之前对“掏肠恶魔”的心理侧写往下想，疑问越来越多，按常理，这类极度仇视社会与女性的罪犯，往往是社会边缘人，家庭关系疏离，尤其与身边女性相处恶劣，才会通过极端暴力报复。

乔建国以前确实符合这个画象：34岁的年纪，有近10年劳教经历，没正当工作，还吸过毒，人生像是看不到头。

可自从认识了女友，一切都变了，毒戒了，有了结婚的打算，还和女友筹划去北京开拉面馆，连店面都看好了，母亲和姐姐也围着他转，帮着收拾新房、筹备婚礼，全家都在为他的新生活忙碌。

身边的女性个个对他真心相待，他哪来的“极度仇视女性”的理由？

更说不通的是作案时间：8月10日女友刚去北京，8月12日小琳就遇害，9月17日他从北京回张掖，9月20日小花就遇袭。女友和家人都说，相处时乔建国一切正常，怎么会一离开女友就突然作案？

要知道，连续变态杀人犯大多是在生活、感情陷入绝境时，才会通过暴力发泄。从没听说过有人日子刚好转，还赶着去做这种残忍的事，这和常理完全相悖。

可案件已经推进到这一步，不管疑点再多，先抓到乔建国问清楚才是关键。

警方决定换个策略：专案组负责人亲自和乔建国对话，承诺让他的母亲和女友陪着去做尿检，打消他的顾虑。

或许是家人的承诺起了作用，9月29日下午4时，对峙9天9夜后，乔建国终于打开了房门。可他刚走下单元楼台阶，埋伏在周围的便衣民警就立刻上前，将他牢牢控制住，抓捕总算落了地。

接下来的审讯，成了破解疑点的关键。

一开始，乔建国的态度很强硬，但面对警方的质问，他还是承认了袭击曹某和彭某的事，只是一口咬定“只是酒后闹事，没杀人”。

说起袭击曹某的经过，他是这么辩解的：“那天喝多了，在烤肉店门口看到个女的打电话，醉眼朦胧的，我以为是之前那个报警的何某某，就是4月份那个洗头房的女的，她当初骂我还抓我脸，我赔了钱还落了案底，一直憋着气。我上去就卡住她脖子推倒，问她是不是何某某，后来发现认错人了，她又尖叫，还有人跑过来，我就赶紧走了。”

至于袭击彭某、抓她下身的事，他也没完全否认：“那天我去那个小区找人要账，敲错了门。开门的女的（彭某）打扮得像做那种生意的，我就问她愿不愿意，还说了价钱。她不愿意就算了，还骂我‘神经病’，我气不过才推倒她，打了几拳，抓了她下身一把，然后就走了。”

可一提到小琳和小花的案子，乔建国就翻了脸，不管民警怎么问，他都只重复一句话：“这两起不是我干的！你们要是有证据，直接枪毙我都行！”

民警们也察觉到不对劲，之前分析“掏肠恶魔是懦夫，只敢袭击小女孩”，可乔建国承认的三起骚扰案，对象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女性，甚至有已婚的，他下手时毫无顾忌，面对警方的围堵，他能硬撑9天不投降，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强硬，和“懦夫”的画像完全对不上。

更矛盾的是受害者群体：乔建国袭击的成年女性，和小琳、小花这种不到20岁的瘦小女孩，差异太明显了。如果他真的敢肆无忌惮地对成年女性动手，又怎么会突然变成“只敢欺负小女孩”的懦夫？

就在大家觉得审讯陷入僵局时，事情突然有了“突破”。

按官方的说法，接下来的时间里，办案民警没急着逼供，而是耐着性子和乔建国聊，讲法律政策，告诉他主动认罪能从轻处理，讲人生，劝他想想母亲和女友的期待，讲亲情，提他姐姐们为他筹备婚礼的辛苦，连他提出的“想再吃一碗家里做的面”“想给女友打个电话”之类的小要求，民警也尽量满足。

就这样聊了一天，到次日下午5时左右，乔建国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主动向民警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包括杀害小琳、袭击小花的经过。

紧接着，张掖警方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掏肠恶魔”已被抓获，凶手正是乔建国。

张掖警方宣布破案后，很快公布了乔建国的“作案供述”。

关于杀害小琳的经过，官方说法是“因约会爽约起意”：8月11日，乔建国在甘州区转悠时，碰到了独自等朋友的小琳。见小琳一个人，他就上前搭讪，提出想和她“谈朋友”，还把自己3次坐牢的经历一股脑说了出来。小琳当场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可乔建国不依不饶，强行让她答应8月12日和自己约会。

到了约定时间，乔建国没等到小琳，心里窝着火，又喝了不少酒，开始在城里到处找她。没想到，居然在西关三社小琳的出租屋附近“巧遇”了她，这样的巧合，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气愤的乔建国上前对小琳又骂又训，还强行闯进了她的出租屋。

当晚10点左右，他把小琳从屋里拽出来，冒着大雨、踩着泥泞，拖到土路旁边的小树林里，活活掐死了她。

之后，又对小琳的遗体实施了残忍的伤害，才回家去。

而针对小花的案件，官方供述则是“认错人报复”。

9月19日深夜，乔建国和朋友在甘州区一家酒吧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独自回家。走到东街那家牛肉面馆附近时，正好碰到出来上厕所的小花。

醉酒状态下，他觉得小花的身影和之前“得罪”过他的何某某很像，顿时起了报复的念头。

等小花走进小巷，乔建国突然冲上去掐住她的脖子。

可小花受惊后喊出的本地口音，让他瞬间清醒，何某某不是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认错人了。

可这时乔建国又怕小花报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她掐晕后，从厕所旁拖到附近的楼道口，对她实施了残忍伤害。

后来面馆老板娘明嫂出来找小花，受惊的乔建国才慌忙逃走，回家后倒头就睡。

这起案件影响太大，2005年1月17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掏肠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决乔建国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案件一系列的发展，却充满了反常。

1月6日庭审当天，上午8点40分，乔建国穿着军用绿棉衣、牛仔裤，被法警从看守所带到甘州区法院的候审室。

9点庭审正式开始，他的态度却异常傲慢，全程昂着头，只承认之前那3起骚扰妇女的案子是自己做的，对杀害小琳、伤害小花的两起案件，当庭翻供，坚决不承认。

面对法官的质问，乔建国说得很直白：“起诉书里说的前三起骚扰案，我认。但后面两起杀人和杀人未遂，我没干过。当初是公安把我围了7天，我才……”

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法官接着念出他之前的口供：“你在笔录里说‘我把小琳脖子掐了几分钟，说不清她死没死，就用手从她阴道里把肠子拉出来’，这不是你说的吗？”

乔建国立刻反驳：“这不是真的！我没干过就是没干过，要是干了我肯定认。你们说有证据，要是真有我的指纹、血迹，当庭拿出来，只要能证明是我干的，现在枪毙我都没问题！”

法官又提到小花的案子，念出他之前的供述：“你说‘趁小花不备，掐住她脖子拖到楼道平台，这又怎么说？”

“这事也不是我干的！”乔建国提高了声音，“我和小花的说法都对不上，怎么能当证据？你们说有证人，我要求和所有证人当面对质！”

乔建国的律师也当庭提出质疑，认为案件缺乏直接证据：“现在只有乔建国的口供和小花的辨认。可小花年纪小，事发又突然，不能排除认错人的可能。

而且小花一开始辨认出5个人（警方说是2个），不是唯一指向乔建国。

这些证言都是9月30号左右做的，当时乔建国已经被锁定为嫌疑人，证言难免带有倾向性，主观色彩太重。

这些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小花受害了，没法证明是乔建国干的。

另外，乔建国的供述和多个证人的证词、现场情况，还有很多不符的地方。”

一审被判死刑后，乔建国当场表示要上诉。

甘肃省高院审理后，认为“乔建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把案件发回张掖市中级法院重新审理。

到了8月18日早晨9点，张掖中院对案件进行二审，可这次又出了反常，第一次庭审是公开的，第二次却突然变成不公开审理。

除了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其他人都不许旁听，连乔建国的家人都被挡在了法庭外。

庭审中，乔建国的态度没变，依然不承认两起案件，反复强调：“我之前的口供，是引诱、提示、逼迫之下才说的。我是犯过骚扰妇女的错，但从没杀过人。”

这一年12月下旬，张掖中院二审后，再次判处乔建国死刑。

乔建国还是不服，当庭提出上诉，还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的案子，只有公开了，我才能对受害者家属有个交代。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所以我最后就一个要求：公开审理。”

可最终的三审结果，更让人意外。

甘肃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对乔建国“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其余部分维持原判，改判乔建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要知道，“掏肠”这种作案手法极其残忍，社会影响又恶劣，按常理来说，凶手很难逃脱死刑。

可乔建国最终却被改判死缓，为什么本该“必死无疑”的他，没有被枪毙？这个疑问，成了案件留给外界的又一个谜团。

因为，每起死刑案都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经得起最严格推敲，若并非必须立即执行死刑，就不该轻易判处。

第一个疑点，就是证据的缺失，这也是乔建国律师始终强调的问题。

两起伤害案件中，警方都没能找到直接证据：第一起小琳遇害案，因案发时下雨，现场可能被冲刷，没留下指纹、足印、血迹还能理解，可第二起小花遇袭案，现场保护得比较好，凶手又没戴手套，按常理来说，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

可最终，能指向乔建国的，只有他本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没有任何实打实的物证。

面馆老板娘明嫂的说法，又给案件添了一层疑云。她回忆起小花遇袭当晚的细节：“小花出去还不到5分钟，我就听到她的惨叫声，赶紧跑出去找。那时候，我看到路边站着3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听到我喊小花的名字，有人还故意咳嗽了几声。等我从厕所那边返回面馆附近，那3个人就不见了。”

明嫂后来想起来，那3个人的举动，像是在给什么人打暗号，“现在一琢磨，浑身都发毛，会不会不是一个人干的？”

医院的柳佰富主任，作为参与小花抢救的医生，也提出了专业层面的疑惑。

他从业30多年，从没见过如此残忍的伤害案：“根据临床判断，小花的小肠是被人用手从下身直接拽出的。关键是，从案发起到我接诊，前后不到10分钟，凶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准确找到位置，很可能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未必能在10分钟内从下身找到小肠。而且小花的创伤显示，凶手不仅精准找对了‘腹腔薄弱点’，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伤害，排除了利器作案的可能，利器不会造成多处同步损伤。”

柳主任的疑问很关键：乔建国既没有医学知识，也没有杀牲口的经验，怎么能熟练完成这样的伤害。

乔建国的女友也始终无法相信他是凶手。

在她看来，当时的乔建国，马上就要当拉面馆老板、做新郎，“就因为谈朋友爽约（还是警方说的）、认错人，就去做这么残忍的事，根本不可能。”

她掰着指头算一点：“第一次案子，他和小琳就见过一面，就算被拒绝、没等到人，也没多大仇恨，犯得上杀人吗？全中国有过这种先例吗？就算真要杀人，掐死就完了，他1米8几的个子，杀个小女孩还不简单？为什么非要掏肠？他有3次坐牢的经历，肯定知道怎么不留痕迹，没必要多此一举。”

“第二次案子更说不通，”女友接着说，“他和何某某也就吵过架、推搡过，没那么大仇怨，至于为这报复杀人吗？而且他听到小花的本地口音，已经知道认错人了，要是怕报警，把人掐晕了跑掉就行，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掏肠？那时候已经有过厮打和喊叫，他就不怕有人过来？这不符合常理啊。”

乔建国的家人，也有自己的疑惑：“如果真是他干的，被警察围在家里的时候，他不可能自愿下楼。他又不知道警方掌握了多少证据，要是真杀了两个人，还是这么残忍的方式，肯定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还会听家人的劝，乖乖去做尿检？还不如拼了或者自杀，犯不着束手就擒。”

更离奇的是乔建国大哥乔建民的自杀，这起意外让本就扑朔迷离的案件，又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

当时的报纸清晰记载：12月8日上午11时40分，距离乔建国一审被判死刑仅过去没多久，乔建民就从自己居住的7楼家中一跃而下，当场身亡。

消息传开后，关于他自杀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说，乔建民长期吸毒，那天很可能是吸毒后产生了幻觉，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选择了极端方式.

也有人猜测，是因为弟弟乔建国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他承受不住外界的议论和家人内部的矛盾，心里压垮了才寻短见。

就连负责案件的警方，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乔建民的死因就像一道无解的题，成了案件里又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乔建民和弟弟乔建国的人生轨迹，从前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乔建国并非外界想的那样“和弟弟一样混”，反而上过大学，是家里公认的“好孩子”。

熟悉他的亲友都说，乔建民为人老实诚恳，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稳重，早年还曾是父母的骄傲。

这样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人，怎么会突然染上毒瘾？又怎么会在弟弟被判死刑后，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

这两个疑问，让不少人对“吸毒幻觉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更耐人寻味的是，乔建民和乔建国是亲兄弟，身形、轮廓本就有几分相似。

如果是在夜色昏暗的环境下，两个相似的身影站在一起，目击者真的能准确分辨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吗？

之前案件中，无论是小花的模糊指认，还是居民看到的“高个子男人”，会不会都存在“认错人”的可能？

最后，小琳和小花两起案件中，凶手能在短时间内精准找到“从阴道进入腹腔的薄弱点”，还能快速拽出小肠，这种冷静又专业的手法，绝非普通人能做到。

乔建民上过大学，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他是否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事？而乔建国没读过多少书，既无医学知识，也无相关经验，很难想象他能完成如此“精准”的伤害。

兄弟俩都曾吸过毒，那么，在案发的那些夜晚，兄弟俩中到底是谁出现在了案发现场？吸毒后的他们，又到底做过什么？这些细节，或许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两起凶杀案的真正凶手到底是谁？

乔建民的自杀是否和案件有关？这些疑问就像笼罩在张掖上空的阴云，至今也没能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