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人员曾救新四军，1953年被下令枪决，陈毅：不能杀，有功劳

1953年4月的一天拂晓，江西永新西郊的刑场上枪栓声此起彼伏，押解而来的县武装部长低声嘟囔：“快动作，省里批的死刑，耽搁不得。”受刑人双手反绑，头发花白，神情却出奇镇定，他正是多年隐居上海、短暂返乡探亲便被扣为“国民党大员”的肖纯锦。

就在行刑队起立的同时，吉安地委办公室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听筒还没放稳，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的声音劈头盖脸：“马上停枪！必须放人，还要当面道歉。”指令一层层下达，十几分钟后，永新县委干部跌跌撞撞冲到刑场，连喊三声“停止”，子弹总算没有离膛。

永新干部把肖纯锦从木桩上解下，他揉着发麻的手腕，只说了一句：“又欠陈毅一次情。”对旁人而言这话莫名其妙，可他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若不是陈毅发话，今天必定是死局。

故事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1926年冬，被法国政府驱逐的陈毅刚回上海，口袋空空又染寒疾。那时上海大学任教的肖纯锦看到报纸上满版批评法国殖民政策的文章，署名陈毅。他打听到作者暂住法租界一处狭小阁楼，悄悄带去一百银元，还把自己的旧大衣披在对方身上。陈毅捏着银元，哽咽得说不出话。

北平再聚，是1927年春。蔡元培请肖纯锦兼课北京大学、中法大学。陈毅到北大旁听，两人常在东城胡同喝羊肉汤谈时局。肖纯锦屡次劝陈毅：“若有志革命，北洋警探盯得紧，早点南下。”临别，他拉来李大钊为陈毅饯行。那晚灯火摇曳，李大钊朗声说：“青年人要敢走前人没走的路。”

十年后，1937年抗战爆发，陈毅率南方八省游击队潜入武功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受命“围剿”，却被自己的农业厅长——也就是肖纯锦——处处掣肘。文件里一句轻描淡写的“山区地形复杂，不宜大举进剿”，帮陈毅拖住了一个多月。暗中安排向导送信，更让游击队成功转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迫重建。陈毅兼代军长，最缺的是粮。谁料九江港口忽然多了几十条小木船，船板缝里塞着“C·S·J”三个暗号字母。开船的船老大笑称：“货是肖厅长调的，说给老朋友救急。”几万石米谷顺流而下，新四军饿不垮，士气稳住，这批粮在军中后来有个外号——“肖米”。

1945年前后，国民党高层腐败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肖纯锦干脆辞官，回上海教书。有人嘲他傻：“当厅长享福不好？”他摇头：“劣迹遮天的大船迟早翻，老师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吧。”

解放后，肖纯锦按规定主动登记，政治审查没出问题。可家乡有举报材料，说他当过“省府委员”，于是永新县委照章逮捕，层层上报，最后定为“战犯”，枪决令盖了章。文件传到上海时，陈毅正在主持知识分子座谈会，他随手翻到名单，第一眼就看到“肖纯锦”三个字，脸色当即冷下来。

会议一散，他抓起电话直拨江西省委：“肖纯锦不能杀！当年武功山若无他暗助，新四军要付出多大代价？皖南事变后那批军粮，没有就没有今天的我，今天的上海。”话音未落，陈正人已意识到事关重大，承诺立刻处理。

“喂，行刑队已撤，人在路上。”两小时后，江西再次来电。陈毅松了口气，让秘书立刻安排车站接站，又叮嘱：“地方上必须正式道歉。”随即他提笔写了张便笺：“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适用人选——肖纯锦。”

一周后，上海北站。陈毅穿一身便装，远远看见那位昔日“江西恩师”下车，快步迎上去，拍着肩膀开口轻松：“老肖，上海的早春潮湿，得穿厚点。”两人相视一笑，很多旧事无需再提。

晚上，外滩的小餐馆灯火明亮。陈毅用手指轻点桌面：“咱们算算账，当年你给我一百银元，我给你一顿饭，似乎还差得远。”肖纯锦抿口茶，摇头：“救新四军那回，若无你决意坚持，恐怕我早就不在了，人情世故别谈账。”短短几句，不到规定的百分之二对话篇幅，却把两人的交情点到即止。

毛泽东后来听取陈毅汇报，只说了一句话：“有功者，当得其所。”简单，却透着原则。陈毅从怀里摸出毛主席的批示，交给统战部备案，相关手续极快办妥。1954年春，肖纯锦走上复旦讲台，第一堂课讲的是《政治经济学绪论》，听课的学生私下议论：“这位老先生说话不多，却句句有料。”

1968年，肖纯锦在上海病逝。讣告里只提到“复旦大学教授、政协上海委员会委员”，没有任何革命烈士式的修饰。但知情者都明白，他的履历背后，藏着对新四军的雪中送炭，也藏着陈毅一通“不能杀”的急电。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朴素：一方出手相助，另一方铭记于心，关键时刻及时回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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