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病了”，每6个孩子就有1个受困，我们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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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儿童青少年6到16岁的人群当中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7.5%。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6.4%，焦虑障碍4.7%，对立违抗障碍3.6%，抑郁障碍3.0%，抽动障碍2.5%。”

电影《陪你到清晨》一开始，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障碍专家郑毅就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在这部国内罕有聚焦青少年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纪录电影《陪你到清晨》里，自闭症孩子妈妈苏珊她看到的不仅是数据，更是千万个家庭的缩影。

电影里那个主动求救的孩子是幸运的。而现实是，还有多少个孩子被当成‘坏孩子’？整个社会，何时才能接住这些坠落中的孩子？”

前资深媒体人，前《新京报》社委田艳担任编剧兼导演，她希望全社会都来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我希望每一个看完电影的父母，离开影院的时候，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如果是孩子我希望离开影院的时候，他/她能够愿意主动敞开心扉和父母交流。”她说。

文| 苏珊

图| 纪录片《陪你到清晨》

编辑 | Zoey_hmm

孩子为什么想自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评估，我国有3000万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有情绪和行为问题，一半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健康干预，自杀成为青少年死亡的几大主要原因之一。

中科院院士北医六院院长陆林也曾表示，未成年人中精神和心理障碍中，抑郁焦虑障碍发病率最高。很多儿童青少年问题如得到及时科学干预，可以在早期解决。

如得不到解决，病情持续加重，将来或演变为精神疾病，影响到成年期。然而目前全国有一半的县级城市连一个儿童精神科医生都没有，甚至包括一些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城市。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吴金兰教授团队2019年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文章，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稀缺，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极不平衡。许多中小城市没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病科。

本片导演田艳拍这样一部纪录电影的初衷，也是想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想自杀。

“我最开始是关注整个精神病领域，21年6月份我们当时正在做基础调研，有一天晚上，一个孩子的家长在群里发出呼救，在很遥远的城市，他的孩子因为连续两天自杀，希望到北京住院，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他。

“当时我跟医院的一个主任联系了，主任说，‘只要你让孩子到达医院，我就能让他活下去’。第二天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医院，我见到了这个孩子。孩子的妈妈说，‘你要谢谢阿姨’。孩子从位置上站起来说，‘姐姐我可不可以抱抱你’。这件事触动了我，我特别想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自杀，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男孩发出的求助

随着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和心理障碍理解的加深，田艳也慢慢从思考孩子为什么自杀，演变成 “孩子发出呼救时候，家长学校医疗社会应该用什么方式，可能用一个什么样更成体系化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毕竟我个人能力有限，只是帮忙找医院找专家也帮不了更多的孩子。”

前期调研加跟踪拍摄近6年，分析上万个孩子心理筛查数据后，田艳很揪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她说，“现在对于精神疾病仍然存在较为广泛的病耻感，确诊后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生活？是否会影响就业？强烈的病耻感把患者重重挡在了门外。其次是精神疾病的识别率不高，老师家长不了解，孩子更不懂，最后学校和家庭互相死磕，孩子也很遭罪。”

谈及电影拍摄及公映难度，田艳说，“我做记者出身的，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全国跟踪了上万例心理健康的筛查，接触了好几百个孩子，跟踪了非常多医生跟孩子的面诊过程，每个孩子都非常希望自己患病的过程能被看见，但是家长的顾虑会更多，担心孩子出镜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最终电影里能有这个孩子出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万幸了。”

田艳认为自己拍的“其实是一个寻找解决方案的电影，它不想去表达我们的孩子多么苦难，因为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当他有一天发生疾病的时候，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解决方案是这个里面最重要需要传递给大家的。”

《陪你到清晨》主角是一个16岁来自广西崇左的高中男孩闭国锦，在学校的一次心理健康筛查中，他被筛查出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孩子因此主动要求去北京治疗，一开始他父亲觉得匪夷所思，完全不能接受。在孩子坚持下，孩子叔叔送孩子去了北京安定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这是一个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共患抑郁焦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被诊断过，虽然智商正常，幼年还能因为智商代偿学习勉强能跟上，但到了初中高中，学业压力增加导致情绪问题愈演愈烈，进而发展成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

与此同时，闭国锦从小父母离异，记事之后直到高中才见到妈妈，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爸爸对他不闻不问，扔给爷爷奶奶。爸爸在和医生的电话里一直说孩子很乖学习很好。

直到他自己跟心理治疗师说小学只有数学成绩好，语文和英文都很糟糕，一直也没有朋友，很自卑，脑子里很多想法，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样，只能机械地上学放学”，观众这才知道，他的家人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孩子的状况。

闭国锦跟心理治疗师回忆起记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说自己也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妈妈时，连心理咨询医生喉头都哽咽了。

所幸闭国锦有强烈求生欲，主动并且坚持要求去北京治疗。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他接受了专业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他的父亲也开始关心他。

影片最后他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也包容了他。他人生的前16年不被人理解和重视，还好他后来又重新获得了这些，但仍然还有很多情绪和心理生病的孩子被当作“坏孩子”，道德有缺陷。

被误解的“坏孩子”

这部电影也让ADHD更为人所知：这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有药可医，不应该有病耻感，不应该被污名化。

ADHD有三个主要类别：分别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多动或者过度活跃、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体。

2020年3月发布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中提到，我国儿童ADHD患病率为6.4%，患病人数约为两千多万人。不过，该病在中国就诊率仅为10%。

知名病友罗永浩在40多岁确诊以后非常高兴，作为一个成人患者，因为没有成人ADHD门诊，他不得不假装孩子家长去精神病医院儿童精神科治疗拿药。

确诊之后，他才终于明白自己身上的那些令他迷惑、自责的问题都是来源于ADHD，而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个坏孩子。“

从童年、少年，到现在，所有做不好的事情，都有解释了”，他“不努力”“没毅力”“三心二意”“冲动”“脾气暴躁”等等的标签都能被撕下来，与自己也达成一定程度和解。

上世纪初，ADHD儿童往往被认为是道德缺陷。他们中大多数会被送进感化院矫治。后来ADHD被科学界发现，所幸今天已经有药物可以控制和治疗，甚至ADHD的一些特质也能帮助一些人取得成功，一些艺术家企业家都被证实患有ADHD。

但对于儿童期未能确诊的成人ADHD患者来说，这种道德缺陷的审判仍会延续数十年。罗永浩在此前就曾说自己也曾因为确诊洗刷童年阴影而大哭。

看完《陪你到清晨》，有ADHD儿童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哭诉自己以前犯了很多错，没有理解孩子，觉得孩子都是故意的对着干。

她希望更多家长和老师看见注意力特别不集中或者调皮冲动，或者别的精神异常的孩子的时候，想一想孩子是不是要去看看医生，或者研究一下到底怎么了，而

电影是个理想的乌托邦

ADHD男性诊断率始终高于女性。已患有ADHD 的男孩比正常发育的男孩更多地存在外化障碍（品行障碍、对立违抗障碍）和症状（例如，攻击性、打破规则），而女性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障碍（例如焦虑）。

“你可以把它当纪录片看，也可以当成故事片看，它就是个乌托邦，这不是生活。全中国可能没有多少儿童精神科医生，确诊都很难，更没有多少医院能让这些孩子住院治疗。纪录片里面提到的一个学生精神和心理筛查工作做得好的学校也就是个案，全中国有20万所学校，多少学校能做到这样”，田艳说。

田艳也不认为自己的电影是一个专门讲ADHD的电影。

她说，“这个电影是讲中国现实医疗和教育困境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为什么那么多孩子自杀？因为我们的老师根本都没有医学常识，我们的学校一旦发现孩子心理异常就不让孩子回学校读书，我们连基本的筛查工具都没有，我们只有少数的几个医院能够像安定医院那样可以住院，这是现实。”

她解释，电影里其实提及了很多情绪和精神障碍的孩子。比如有个病房的场景，孩子们绝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晚，有一个主任问一个孩子，那孩子说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大姐干什么的，二姐干什么的，这是精神分裂这样的一种；

有一个撞墙的孩子，一个不学习的孩子，有一个医生问他吃饭情况的孩子，那是非常典型的进食障碍。

纪录片原本拍了很多个孩子和精神障碍病种，因为最终无法取得家长的知情同意，更多内容无法展现。

随着拍摄深入，田艳越来越发现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方面，国内家长和老师普遍面临医学知识匮乏的困境，她也想做更多的事情，去推动改善。

未来，田艳和她的团队还会继续关注这一领域。

“无数的人都在说这是个里程碑式的电影。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有一天让更多人看到，一场一场去影响那些可以影响社会的那些人，这件事情就能做成”，田艳说。

谈到坚持六年自费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电影的意义，田艳说，“电影不是讲个人人物命运的，这是一个社会共同话题。我们希望能够用电影作为链接，推动更多的公益、科普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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