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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显王三十一年的历史,涵盖了三家分晋、李悝变法、吴起治军等关键事件。司马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编撰宗旨,在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评述中,蕴含着深邃的管理智慧。这些理念穿越千年时空,对现代组织管理、团队治理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名器不乱”的权责原则、“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法治先行”的治理逻辑三个核心维度,结合古今案例进行阐释。
一、名器不乱:权责对等的管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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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纪一》开篇即聚焦“三家分晋”事件,司马光对此发出强烈抨击:“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这里的“名”指爵位、名分,“器”指礼器、职权,核心要义是“名器不可假人”——名分与职权必须匹配,不可随意授予,否则会导致权责混乱、纲纪崩坏。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礼的本质是确立社会秩序的准则,通过 “名”(名分)与 “器”(礼器 / 等级标识)的配合,实现贵贱、亲疏的区分与事务的规范,最终达成社会伦理井然的目标。 辨贵贱:明确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异,划定尊卑界限; 序亲疏:梳理人际间的亲疏远近,确立人伦关系的先后次序; 裁群物:规范世间各类事物的属性、用途与等级适配标准; 制庶事:制定日常大小事务的处理规则与流程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韩、赵、魏三家最终瓜分晋国土地,却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司马光认为,周王此举违背了“名器不乱”的原则:三家本是卿大夫,却窃取诸侯之权,而周王作为天下共主,不仅不讨伐反而承认其诸侯名分,导致“君臣之礼既坏矣”,最终引发战国时期“以智力相雄长”的混乱局面。这一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管理中“权责对等”的核心:职位(名)必须与权力(器)、责任(责)相统一,否则会出现“位高权轻而事难成”或“权大责小而祸乱生”的困境。
君臣之礼既坏矣:封建等级秩序中,君主与臣子各自应遵守的礼仪、职责遭到破坏,进而暗示统治秩序的混乱。 以智力相雄长:乱世或无严格秩序的环境中,人们不再遵循原有规则,转而靠自身才智角逐高下、争夺控制权。 位高权轻而事难成:因权力无法匹配职位所需承担的职责,导致办事时处处受限、难以达成目标。 权大责小而祸乱生:权力超出责任边界,缺乏约束的权力会成为祸乱的根源,常用来警示治理或组织管理中权责失衡的风险。
现代管理中,“名器不乱”的理念体现为清晰的组织架构与权责体系设计。华为的“职位与职级体系”便是典型案例:华为将职位分为管理类、专业类、技术类等多个序列,每个职位都对应明确的职责范围、权限边界和考核标准。例如,研发序列的“高级工程师”与管理序列的“部门经理”,虽职级可能相当,但前者的核心权限是技术决策,后者是团队管理,二者不可混淆。反观部分创业公司,因急于扩张而随意授予“总监”“副总”等头衔,却未明确对应权责,最终导致“人人有头衔,事事无人管”的内耗局面,正是违背了“名器不乱”的管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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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人唯贤:团队活力的核心引擎
《周纪一》中记载的李悝变法、吴起治军等事件,均凸显了“任人唯贤”的管理智慧。司马光在评述李悝变法时,特别强调其“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政策——废除世袭贵族的“世卿世禄”制,以功劳和能力作为选拔官员、授予俸禄的标准,打破了“亲亲尊尊”的血缘用人桎梏。而吴起在魏国治军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不仅以能力选拔将领,更以共情凝聚人心,最终打造出“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的“魏武卒”精锐部队。
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按劳动付出分配俸禄,按功绩授予奖赏,任用有才能的人,且奖赏必须落实、惩罚必须公正。 分配原则:“食有劳而禄有功”,俸禄和待遇要给有劳动贡献、立下功绩的人,不搞平均主义或论资排辈。 用人与奖惩原则:“使有能” 指任用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担当事务,人尽其才;“ 赏必行、罚必当” 强调奖惩的严肃性,该赏的必须兑现,该罚的要符合其过错,不偏私、不敷衍。 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将领)和士兵中地位最低的人吃穿相同,睡觉不铺设坐席,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包裹携带军粮,与士兵共同分担劳苦。将领以身作则、体恤士卒的治军理念,通过与士兵同甘共苦凝聚军心、提升军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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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管理的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的关键在于摒弃身份、血缘等偏见,以能力和业绩为核心标准,同时辅以情感激励,实现“人岗匹配”与“人心凝聚”的统一。春秋时期的晋国之所以从“春秋五霸”之一走向分裂,根源之一便是后期重用世袭贵族,排斥异姓贤才,导致朝堂充斥“尸位素餐”之辈,最终被韩、赵、魏三家贤能之士取代。
现代企业管理中,“任人唯贤”已成为优秀企业的共识。字节跳动的“Context, not Control”(情境管理而非控制)理念,本质上就是“任人唯贤”的延伸:字节跳动通过搭建透明的信息共享平台,让有能力的员工无需层层汇报即可获得决策信息,凭借自身能力推动项目进展。例如,抖音的早期研发团队中,不少核心成员是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因在算法优化、产品迭代中展现出突出能力,迅速被提拔为项目负责人,这种“以能力论英雄”的机制,正是字节跳动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相反,部分家族企业因坚持“任人唯亲”,将核心岗位交给家族成员而非专业人才,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因管理僵化、决策失误而衰落,重演了晋国的历史悲剧。
三、法治先行:组织稳定的制度保障
《周纪一》中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之一,也凸显了“法治先行”的管理理念。司马光虽强调“礼治”的重要性,但也认可法治在规范行为、稳定秩序中的基础作用。李悝在魏国推行《法经》,明确规定了盗、贼、囚、捕、杂、具等罪名及处罚标准,实现了“万事皆有法可依”;同时严格执行“赏必行、罚必当”,即使是贵族违法也一视同仁,最终使魏国“强于天下”。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组织管理必须建立明确、公开、刚性的制度体系,以制度规范行为、界定权责,避免“人治”带来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周初之所以能“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正是因为有完善的礼乐制度作为保障;而到了周纪一所处的战国初期,礼乐崩坏、制度废弛,各国之所以纷纷变法图强,本质上都是为了重建适应时代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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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中,“法治先行”体现为健全的规章制度与流程体系。麦当劳的“标准化运营体系”便是法治理念的极致体现:从食材的采购、储存、加工到产品的制作、售卖,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例如“汉堡制作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薯条的油温必须控制在170℃”等。这种刚性的制度体系,确保了全球超过3万家门店的产品品质与服务体验高度一致。反观部分中小企业,因缺乏完善的制度,依赖老板的“个人意志”管理,导致“朝令夕改”“亲疏有别”,员工缺乏稳定的预期,最终难以形成凝聚力与战斗力。
古今贯通的管理智慧
《资治通鉴·周纪一》中的“名器不乱”“任人唯贤”“法治先行”三大管理理念,本质上回答了管理的三个核心问题:“权责如何界定”“人才如何任用”“秩序如何保障”。这些理念源于对历史兴衰的深刻洞察,虽历经千年,但其核心逻辑并未改变。现代管理者若能从《周纪一》的历史智慧中汲取养分,将“权责对等”作为组织根基,以“任人唯贤”激活团队活力,用“法治先行”保障稳定发展,必能实现组织的长久兴盛。正如司马光所言:“前世之兴,未尝不由治也;前世之衰,未尝不由乱也。”管理之道,古今一也,唯有以史为鉴,方能行稳致远。
前世之兴,未尝不由治也;前世之衰,未尝不由乱也:前代王朝的兴盛,没有不是因为治理得好;前代王朝的衰败,没有不是因为混乱导致的,强调 “治理” 与 “兴衰” 的直接关联,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常用来论证 “治国必先治政” 的道理,警示统治者重视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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