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监狱里没有特别帅的，长相好的通常都是经济或职务犯

李玫瑾的观点很犀利，直言在监狱中很难找到外貌特别英俊的罪犯。那些长相端正的，通常是经济犯罪或职务犯罪者。

暴力犯罪的罪犯往往不敢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体格上不占优势，于是选择偷偷行事，趁人不备时下手。

身材瘦小的人更容易贴近目标而不被察觉，因此这类犯罪者普遍体型偏小。

一百年前，有位学者叫龙勃罗梭，他撰写了一本《犯罪人论》。他本是军医，在监狱中为犯人诊治，甚至为死刑犯验尸。

他曾向行刑官请求，希望获得遗体进行解剖研究，当时人体解剖受到限制，而这些犯人的家属多数已放弃认领。

行刑官同意他私下研究后妥善安葬，龙勃罗梭通过大量解剖，总结出犯罪者在体貌上的某些特征，如脸型、身高等特点。

后来有人去监狱观察，尤其是监管人员发现，监狱里极少有外貌出众的人。即便有，也多是经济犯或职务犯。

有人前往欧洲监狱考察，结果同样如此，外界总觉得欧洲人长相英俊，但监狱中的囚犯却大多其貌不扬。

这或许与遗传缺陷有关，而抚养方式更是关键。不当的抚养容易激起孩子的仇恨心理，导致其性格出现严重问题。

如果一个人总在抱怨同事、家人都不好，往往反映出其自身性格存在缺陷。当一个人将父母、妻子都视为对立面时，问题就更明显了，他很可能任性、自私、肆意妄为。

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线索常出现在他的表述中。例如，他说“父母对我管教太严”。“太”这个字暗示了一个标准，父母管教之前，可能已有其他人对他进行过更宽松的管教。

分析来看，这个人可能是奶奶带大的。如果他是父亲的长子，而父亲也是长子，那么他便是奶奶的长孙。

奶奶在年轻时照顾他，往往容易溺爱。被宠坏的孩子容易形成自我中心、肆无忌惮的性格。

这类悲剧的根源在于，父母若未亲自抚养孩子，双方之间缺乏依恋关系。孩子没有在父母怀中成长的记忆，难以建立情感纽带。

有人问，越优秀的人是否越容易抑郁？其实，抑郁与脆弱性有关。许多优秀的孩子在压力下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自杀，这并不罕见。

抑郁的原因多样，精神病学与临床医学有其解释。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个重要因素是脑部神经兴奋与抑制的不均衡。

学习好的孩子往往长时间静坐，大脑高度兴奋，而小脑，负责肌肉与关节运动的部分却得不到足够刺激。

小时候在农村，孩子多少会参与劳动，如提水、收割。城市孩子过去步行上下学。但现代社会，电梯、汽车普及，孩子体力消耗大幅减少。

小脑兴奋不足，尤其当大脑疲劳时，会导致失眠等问题。成年人也是如此。如果突然失眠，增加运动量是有效的解决方法。

建议每日运动时间应超过三餐总用时。例如三餐共用一小时，则每日至少运动一小时。若餐时更长，运动也需相应延长。

为预防优秀、懂事的孩子在成年后出现抑郁，建议从小培养运动习惯。在缺乏劳动机会的今天，体育是替代方式。

推荐两项“救命”运动，跑步与游泳。跑步能在紧急情况中提高生存几率，游泳则锻炼胆量。孩子初下水难免害怕，但经历几次后，会明白，只要不放弃，就不会沉没。

父亲可在周末带孩子跑步，从短距离开始，逐步增加至千米，养成习惯。游泳则帮助孩子克服恐惧，培养勇敢。

建议在青春期前，男孩14岁、女孩12岁掌握两项体育技能。舞蹈等体力活动也行，而仅弹钢琴这类手指运动不够。

若在六至十二岁期间注重陪伴与沟通，孩子会主动分享学校生活，亲子关系更紧密。同时通过日常唠叨与交流，帮助孩子形成基本观念。

观念不是靠知识灌输，而是在生活细节中自然形成。

例如父母一句“人活脸树活皮”，就能让孩子重视尊严。一句“那是一条命，不能乱来”，会让孩子对生命有敬畏。

缺乏观念的人，往往在成长中亲子交流不足。例如上海林森浩案中，他在黄洋出现危险时没有反应，事后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智商高，却缺乏做人的底线，这与家庭中缺少随机的、生活化的交流有关。

观念能在瞬间影响行为。例如，孩子落水，有人不假思索跳下去救——这就是观念在起作用。

当前社会人际关系趋于原子化，人情联系减弱，但关键仍在于父母。若父母常通过言语传递价值观，孩子长大后自有底线。若从未提及，则容易失去对他人感受的体察。

另一类危险犯罪是“性猎人”，其视受害者为物，通过暴力获取兴奋。若女性顺从，未必能安全脱身，因为过程中可能伴随虐待，甚至致死。

这类犯罪者多出现在25岁以后，例如美国一些连环案件，凶手往往一再作案，直至被抓获。

例如章莹颖案中，她会上车，部分原因可能是凶手身为男性博士，给人以安全感。而凶手针对亚裔女性，符合其犯罪模式。

这类案件一旦开始，凶手很难自行停止。美国独门独户的居住环境更为其提供了作案条件。

总之犯罪心理与外貌、家庭抚养、运动习惯及观念形成密切相关。通过早期体育培养、亲子沟通与价值观传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心理问题与极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