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辽宁省朝阳市长刘相荣历经一年被宣判无罪：假的毕竟是假的

1997年7月2日早上九点，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宣读终审判决的那一刻，刘相荣挺直了脊梁。正本一页，结论仅十六字——“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庭内并不喧闹，却能感觉到空气在震动，这一天，他被羁押整整三百零八天。

消息传到辽西，朝阳大街的收音机摊位前挤满了人。有人拍着收音机骂一句“早该如此”，有人抹着泪说“冤枉不能白受”。午后，火车站外的小广场自发聚起上千名市民，只为等一辆由沈阳开来的绿皮车——刘相荣就坐在那节硬座车厢，双手空空，只有一件旧公文包。

时间拨回到1995年8月28日。华星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兴岩、副经理杜玉霞因擅自篆刻公章被带走。次日，杜玉霞提出“还有重要情况”要交代，并指名要见检察长。她沉吟片刻后说出了那段后来震动全城的指控——两次一万元现金，一台东芝彩电，受贿对象是市长刘相荣。检察官提醒她：“若属虚构，要负法律责任。”她点头，却坚持签字，案件由此急转直下。

同年九月，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立案，省人大当月罢免了刘相荣的代表资格。10月9日，他被正式逮捕。1996年6月19日，双塔区法院宣判：受贿两万九千六百余元，八年徒刑。量刑不算重，但对于一个自觉清白的官员，八年犹如天塌。宣判后，台下有人冲破警戒线与他握手，他忍不住喊了一句：“百姓记着好歹，我靠得住！”

刚烈的情绪并未打乱他家人的节奏。妻子潘氏拿着判决书转身就往北京跑；大儿子把家里所有资料装进帆布袋，挨个敲开熟识记者的门。北京《经济日报》一位老编辑看完材料，当晚给辽宁省高院去了传真——一条粗线标记着“十三处重大疑点”五个字，引起了联合调查组的注意。

破绽首先出在时间。杜玉霞供称第一次送钱是1993年九、十月，而调查组调到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刘相荣那两个月正跟随辽宁代表团在俄罗斯谈矿山设备；她说第二次送钱感恩“减免税”，可华星的税收优惠文件落款是1992年，逻辑断裂一眼可见。至于彩电，更是“免税指标到期个人出钱采购”的正常交易，潘氏给的五千元收据还在海关备案里睡着。

调查组再往深里挖，发现指控几乎全靠杜玉霞单线供述。一位调查员回忆那次讯问：“她前后版本不下五个，金额、地点、参与人一改再改。”最终，在连夜制作的第十份笔录上，杜玉霞改口称“两万元确是私人借款”。她轻声嘀咕了一句：“那时候我急着自保，话说大了。”这一句，成为翻案的支点。

对刘相荣的性格，老同事并不意外。早年北大读书，他衣服补丁叠着补丁。1968年分到沈阳冶炼厂，升到车间主任仍住六十年代的筒子楼。1989年出任朝阳市长，他拒绝住市委大院，和普通居民同楼梯、同水表。邻居开玩笑：“市长要打麻将也只能到我们家蹭桌子。”刘相荣笑着摆手，“麻将不会，下棋行。”至于家人借势办事更是休想，姐姐曾为买钢材求他，他回了句：“制度面前没人情。”姐姐半个月没跟他说话，再后来索性远走他乡做小生意。

最棘手的一关，其实是如何将真相写进法律文本。辽宁高院复查后，将卷宗连夜送往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则调来笔迹、会计、出入境三路鉴定。不到两周，三份报告全部列出“事实与判决不符”的结论。7月2日，无罪判决尘埃落定。有人形容那晚的北京灯火通明，“像是给一个小城点的灯”。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进站。站台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伸出干瘦手掌，拍了拍刘相荣的肩膀：“闺女们都说你是个好官，我信。”刘相荣点头，没有过多言语。他把那份无罪判决夹在旧公文包里，转身走向人群。假的终归是假的，这句话，比判决书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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